1878年9月12日星期日上午十时，赫尔辛基乌斯佩斯基大教堂的穹顶下回荡着东正教礼拜的庄严合唱。两百多名信徒站在昏暗的大厅里，在摇曳的烛光中划着十字，跟随司祭的引导，用俄语吟唱赞美诗。空气中弥漫着乳香、蜡烛和旧木头的混合气味，穹顶上的圣像在烟雾中显得神秘而遥远。
司祭伊格纳季·诺维科夫站在祭坛前，身穿金色的祭披，头戴高冠，手中握着十字架，用熟练的俄语主持仪式。他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俄国人，身材瘦高，留着修剪整齐的灰白胡须，表情严肃而虔诚，完全符合一个帝国东正教会在芬兰最高代表应有的形象。但若仔细观察，会发现他深陷的眼窝下有着掩饰不住的疲惫，握着十字架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疾病，是长期紧张和压力的累积。
礼拜进行到奉献礼环节，信徒们排队上前，将硬币和纸钞投入祭坛前的奉献箱。诺维科夫机械地为每个人祝福，划十字，用俄语说“愿主保佑你”。但当轮到第七个人——一个穿着朴素的深灰色外套的中年妇女时，他的动作有了一瞬间几乎不可察的停顿。
妇女将一张折叠的纸钞投入箱中，纸钞里隐约露出一点白色。诺维科夫为她祝福时，手指“无意”中碰到了那张纸钞，迅速而自然地将它拨到箱底，压在几枚硬币下。整个过程不到两秒，没有任何人注意到，除了妇女——她抬起头，与司祭的目光短暂交汇，眼神中有感激，有默契，有沉重。
妇女离开后，礼拜继续。但诺维科夫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他知道那张纸钞里是什么——是情报，是求助信，是某个被捕者的家属信息，或是某个安全屋需要的药品清单。这是他过去三个月建立起的秘密网络的一部分：利用教堂奉献箱传递消息，利用告解室安排会面，利用教堂地下室庇护逃亡者，利用宗教活动的掩护转移人员和物资。
礼拜在中午结束。信徒们散去后，诺维科夫回到圣器室，锁上门。他快速清点奉献款，当数到那张特殊纸钞时，他小心地展开。里面是一张小纸条，用芬兰语写着：
“卡莱维，面包店主，因欠税店铺被查封，现藏身码头区废弃仓库。妻子和两个女儿仍在寻找。请求协助转移至安全地点。联系人：安娜，电报员，暗号‘乌鸦三叫’。”
纸条底部有一个简单的标记：一朵小小的、手绘的雪花。这是埃里克网络的标志。
诺维科夫将纸条凑近蜡烛烧掉，看着它蜷曲、变黑、化为灰烬，落在陶瓷盘里。然后他走到圣器室的圣母像前，跪下，假装祈祷，实际上在观察外面。确认无人后，他走到墙边，在特定位置按了五下。一块墙板无声地滑开，露出后面的狭窄通道——这是教堂建造时就存在的秘密结构，只有历任司祭知道，用于在宗教迫害时期藏匿神父和圣物。
他进入通道，墙板在身后合上。通道里很暗，只有尽头一点微光。他摸索着前进，走下十几级台阶，来到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地下密室。这里原本是存放旧圣器和文件的储藏室，现在被他改造成了秘密网络的指挥中心。墙边放着几个木箱，里面是药品、绷带、罐头食品。一张旧桌子上摊着赫尔辛基地图，用只有他能看懂的符号标记着安全屋、联络点、监视哨的位置。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下面贴着一张泛黄的、折了又折的家庭画像——那是他二十年前去世的妻子和夭折的儿子的唯一照片。
诺维科夫在桌前坐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皮质笔记本，用铅笔快速记录：“卡莱维，面包店主，码头区仓库。需转移。联系安娜。”
他翻到笔记本前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几十条类似的信息：
9月5日：接收印刷工人佩卡，右手缺食指，安排至圣约翰教堂钟楼藏匿。提供食物三天份。
9月8日：传递消息给埃里克网络，俄军下周增加港口巡逻。来源：总督府厨房采购员（信徒）。
9月10日：协助两名大学教师逃亡，伪造受洗证明，安排乘渔船离港。状态：已确认安全抵达瑞典。
9月11日：接收萨洛宁（帕维莱宁学生）之妹，父母被捕，独自逃亡。安置在教堂孤儿院，伪装成俄国孤儿。
……
每一条记录，都代表一次冒险，一次对信仰和良心的考验，一次可能让他失去一切——地位、自由、生命——的行为。诺维科夫是俄国人，是东正教司祭，是帝国在芬兰宗教界的代表。按照常理，他应该忠于沙皇，支持特别状态，协助俄罗斯化。事实上，在公开场合，他正是这样做的：他主持俄语礼拜，宣讲效忠沙皇，谴责“分裂主义”，配合当局的宗教管控。在总督府和第三厅眼中，他是可靠的合作者。
但在内心深处，诺维科夫经历着撕裂。他出生在莫斯科，从小在东正教环境中长大，坚信信仰的神圣。但二十年前他被派到芬兰，在这里生活、工作、结婚（虽然妻子早逝）、埋葬了唯一的孩子。他学会了芬兰语，结交了芬兰朋友，理解了芬兰人的文化和信仰——不是东正教，而是路德宗，但同样虔诚，同样庄严。他看到了芬兰人在瑞典和俄国统治下的坚韧，看到了他们对自由的渴望，看到了他们信仰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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