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状态实施后，他接到了莫斯科东正教事务局的明确指令：配合当局，监督路德教会，推动东正教化。他表面上执行，但内心在挣扎。当他看到路德教堂被搜查，牧师被盘问，信徒被恐吓；当他看到芬兰语圣经被没收，芬兰语赞美诗被禁止；当他看到信仰成为政治工具，教堂成为监控场所——他感到信仰被玷污，感到司祭的圣职被扭曲。
转折点发生在三个月前。一个深夜，一个芬兰老妇人敲响教堂的门，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她的儿子是印刷工人，因为印刷“非法材料”被通缉，躲在城外森林里。她来教堂，不是求庇护——她知道俄国司祭不会帮她——是求一点食物，一点药品，让她能带给儿子。诺维科夫看着她绝望而虔诚的眼睛，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妻子，想起了信仰中“爱你的邻人”的诫命。他给了她食物和药品，还给了她一个藏身之处——教堂的地下室。
从那天起，他建立了秘密网络。利用教堂的特殊地位（俄国军警通常不会粗暴搜查东正教堂），利用奉献箱、告解室、宗教活动作掩护，利用信徒中同情芬兰的人（包括一些俄国平民和下级官员）作线人，他小心翼翼地编织着一条地下通道，传递信息，转移人员，提供庇护。他不参与政治，不传播反抗思想，只做“人道援助”——但在这个特别状态下，任何帮助芬兰人的行为，本身就是政治，就是反抗。
他知道风险有多大。一旦被发现，他会被指控“叛国”“通敌”“滥用圣职”，会被剥夺教职，会被审判，会被流放西伯利亚，甚至会被处决。他的名声会扫地，会成为“叛徒司祭”，在俄国和芬兰都会被人唾弃。但他无法停止，因为每帮助一个人，每传递一条信息，每庇护一个家庭，他感到内心的撕裂在愈合，感到信仰在回归本真，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司祭、作为一个人，在行正确的事，在黑暗中点燃一盏微弱的灯。
记录完卡莱维的信息，诺维科夫从桌下取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几枚金币和一些银币——这是他变卖了一些个人物品筹集的资金，用于购买药品、食物、伪造证件。他数出五十马克，用纸包好，准备通过奉献箱传递给埃里克网络。
就在这时，密室的暗门被轻轻敲响，三下，两下，三下。是紧急联络暗号。诺维科夫一惊，快速收起笔记本和铁盒，走到门边，低声问：“谁？”
“迷路的羔羊。”外面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带着芬兰口音的俄语。
诺维科夫开门。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女子闪身进来，穿着普通的女仆服装，但脸色苍白，眼神惊恐，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布包。诺维科夫认出她——是总督府厨房的女仆玛利亚，芬兰人，也是他的秘密线人之一，提供总督府的内部信息。
“司祭，出事了。”玛利亚的声音在颤抖，“今天上午，总督府的列昂尼德上尉在厨房和厨师长说话，我偷听到……他们说，第三厅怀疑教堂网络的存在。他们注意到一些被通缉的人最后消失的地点都在教堂附近。他们……他们可能很快会来搜查。”
诺维科夫感到心脏一沉，但表情保持平静：“具体怀疑哪座教堂？”
“没有具体说，但提到了乌斯佩斯基大教堂，因为这是最大的东正教堂，容易藏人。还说……要查奉献箱的记录，看有没有异常的大额奉献，可能是资助抵抗的。”玛利亚从布包里掏出一本小册子，“这是我从列昂尼德办公室废纸篓里找到的，是下周的搜查计划草案。我偷偷抄了一份。”
诺维科夫接过，快速浏览。计划草案列出了五座怀疑教堂，乌斯佩斯基大教堂排在第三。搜查时间定在下周四，理由是“检查消防安全”。但列出的检查人员包括第三厅的特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谢谢你，玛利亚。你冒了很大的风险。”诺维科夫从铁盒里取出二十马克给她，“拿着，找个借口离开总督府一阵，去乡下亲戚家避避。这里不安全了。”
玛利亚摇头，推开钱：“不，司祭。我父亲是码头工人，去年在罢工中被俄国兵打死了。我帮您，不是为钱，是为父亲，为芬兰。我会小心的。但您一定要做好准备，他们真的会来搜查。”
她匆匆离开后，诺维科夫在密室里来回踱步。下周四，还有六天。他必须在这六天内，清除所有痕迹，转移所有藏匿的人，销毁所有敏感文件。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决定，是暂时关闭网络，转入更深的地下，还是冒险继续？
他想起了卡莱维一家，想起了萨洛宁的妹妹，想起了此刻可能正藏在教堂某个角落的逃亡者，想起了那些通过他的网络获得食物、药品、希望的人们。如果他现在关闭网络，这些人可能失去最后的庇护所，可能被捕，可能死亡。但如果他继续，一旦教堂被搜查，一旦网络暴露，不仅他自己会完蛋，所有与他有关的人都会受牵连，整个秘密网络可能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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