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8月9日午夜，波尔沃港笼罩在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和寂静中。雨水在傍晚时分停了，但云层依然厚重，遮住了星光和月光。港口唯一的照明来自一号泊位的“海鸥号”货轮，甲板上挂着几盏防风的煤油灯，在微咸的海风中摇曳，在漆黑的海面上投下破碎而颤抖的光斑。
三号泊位，“苔原号”驳船像一头沉睡的黑色巨兽，安静地浮在水面上。船身长四十五米，宽八米，吃水浅，船头低矮，是典型的芬兰湾内河货运船型。此刻，船上没有开灯，只有船长室的小窗透出黄豆大小的昏黄光亮，在无边黑暗中显得格外微弱，也格外危险。
阿尔托·西贝柳斯站在驳船尾部，双手扶着冰凉的铁栏杆，望着港口入口的方向。他已经在这里站了一个小时，眼睛适应了黑暗，能勉强分辨出码头仓库的轮廓、系缆桩的黑影、远处海关检查站窗口那一点如豆的灯光。夜风带着海水特有的腥咸和湿冷，穿透他厚实的水手外套，但他感觉不到冷——全身的神经都紧绷着，像拉满的弓弦。
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船长奥拉夫走过来，这是个六十岁的老水手，脸被波罗的海的风浪刻满深纹，左耳缺了半块——年轻时在风暴中被断裂的缆绳抽中的。他手里拿着个扁平的锡制酒壶，递给阿尔托。
“喝一口，驱驱寒。”
阿尔托接过，拧开盖子，仰头灌了一大口。是劣质的黑麦酒，辛辣刺喉，但一股暖流从喉咙烧到胃里，驱散了些许寒意。他把酒壶递还：“人都齐了？”
“齐了。六个老伙计，都在舱里。那三个年轻人，也在货舱里藏着。”奥拉夫的声音嘶哑，像砂纸摩擦，“卡尔懂机器，在检查轮机。埃里克在整理货箱。米科……那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在厨房烧水。”
“几点开船？”
“两点。潮水两点十分满，正好出港。海关的夜班守卫三点换岗，我们两点走，他们就算发现，追也来不及。”奥拉夫从怀里掏出怀表，凑到眼前看了看，“还有一个小时四十分。”
阿尔托点头，目光重新投向港口入口。那里是最大的危险——海关检查站。平时夜里只有一个守卫值班，但最近风声紧，听说增加了人手。如果船在出港时被拦下检查，一切就完了。货舱底层那些拆解的机床核心部件，那些用油纸包好、藏在压舱石下的精密零件，还有夹在市政排水图纸里的真实技术资料，一旦被发现，就是铁证。而船上那九个“船员”，包括三个芬兰最优秀的年轻工程师，都会被当作“技术走私犯”抓走，下场不会比彼得主任好。
“打点好了？”阿尔托问，声音压得很低。
奥拉夫啐了一口：“给了二百马克，那守卫答应两点时去码头另一头‘巡视’十五分钟。但狗娘养的俄国人不可信，收了钱不办事也有可能。我还备了第二套方案。”
“什么方案？”
“如果被拦，就说船漏水，要紧急出港修理。货舱里我准备了几桶水，必要时可以放水，让货舱看起来真漏水。海关的人怕麻烦，可能就放行了。”奥拉夫咧嘴，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但这是下策，能不用就不用。”
阿尔托沉默。二百马克，是普通水手三个月的工资，就买十五分钟的空档。而放水假扮漏水，风险更大——万一弄假成真，船真沉了，那损失就不可估量。但他没说什么，奥拉夫在波罗的海跑了三十年船，什么风浪没见过，他知道轻重。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午夜一点，港口彻底沉睡。远处赫尔辛基方向的天空有微弱的红光——那是城市的煤气路灯，在厚重的云层下晕染成一片暗淡的橘黄，像垂死者最后的呼吸。更远处，芬兰湾的海面漆黑如墨，只有细碎的浪花在岸边轻轻拍打，发出单调的哗哗声，像这个国家沉重而压抑的心跳。
一点半，阿尔托下到货舱。货舱很大，但堆满了货物。表面是成捆的木材、麻袋装的燕麦、木箱装的陶器，都是普通货物，应付检查的。在货舱最深处，靠近轮机舱的位置，用帆布盖着几个特殊的木箱，外表看起来和其他货箱一样，但里面是空的——真正的“货物”藏在船底夹层。
卡尔正在检查轮机。这是台老式的复合式蒸汽机，烧煤，马力不大，但皮实耐用。他手里拿着油壶，正给活塞杆上油，动作熟练得像在自家工厂。昏黄的油灯光在他脸上跳动，照亮了他专注的神情——这个二十八岁的工程师，即使在这种时刻，对机器依然有着近乎本能的呵护。
“怎么样？”阿尔托问。
“机器状态不错，但锅炉压力只能到八个大气压，不能再高了，安全阀有点老化。”卡尔头也不抬，“不过够用了。‘苔原号’最大航速八节，我们不用跑太快，稳就行。”
埃里克在整理货箱。他心思细，把每个木箱的标签都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破绽。又用麻绳把松动的箱子重新捆好，防止航行中移位。看见阿尔托，他点点头，没说话，继续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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