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午后，赫尔辛基大学化学系实验楼的三层走廊里，帕维莱宁教授站在窗前，望着楼下草坪上三三两两的学生。八月是暑假，大部分学生回家了，校园里人不多，显得空荡而安静。阳光穿过橡树的枝叶，在青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幅宁静的、与世无争的画卷。
但他知道，这宁静是假象。三天前，索罗金派来的两个“监督员”正式进驻实验室，名义上是“协助工作”，实际是全天候监控。一个叫伊万，四十岁，前矿业学校教师，懂些化学，但水平有限。另一个叫谢尔盖，三十岁，纯粹是第三厅的眼线，对技术一窍不通，但眼睛像相机，记录着实验室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每一句对话，每一个表情。
实验室已经“休眠”了。核心设备拆的拆，藏的藏，剩下的都是些基础仪器，做些不痛不痒的简单分析。数据记录本上写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内容——水的硬度测定，土壤酸碱度分析，矿石成分普查。真正的褐煤液化研究，已经转移到了波尔沃，在阿尔托的秘密车间里继续进行，但进度慢了，条件差了，像在黑暗中摸索。
而今天，帕维莱宁要做一件更难的事——和他最优秀的六个学生谈话，告诉他们真相，给他们选择：留下，还是离开。
第一个进来的是萨洛宁，二十五岁，研究生三年级，是实验室里技术最全面的学生，手稳，心细，有耐心，是帕维莱宁最得意的弟子。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实验服，眼镜片擦得干干净净，手里拿着笔记本，随时准备记录。看见教授凝重的表情，他愣了一下，关上门，安静地站在桌前。
“坐，萨洛宁。”帕维莱宁示意对面的椅子，自己也在书桌后坐下。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两人之间的空气中投下一道光柱，光柱里尘埃飞舞，像无数细小的、无力的命运。
“教授，您找我？”萨洛宁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拘谨。
帕维莱宁没有立刻开口。他打量着这个学生，想起四年前他刚进实验室时的样子——腼腆，但眼里有光，对科学充满好奇和敬畏。四年过去，他成熟了，稳重了，能独立设计实验，处理复杂数据，是实验室实际上的技术核心。如果他走了，实验室就真的只剩空壳了。
“萨洛宁，”帕维莱宁最终开口，声音低沉，“你知道实验室最近的情况。俄国人派了监督员，研究受到限制，很多工作不能做了。而且，情况可能还会更糟。”
萨洛宁点头，表情平静：“我知道，教授。伊万昨天问我褐煤液化的进展，我说设备故障，在等配件。他看起来不信，但没多问。谢尔盖一直在翻旧记录，好像在找什么。”
“他们在找证据，找把柄，找接管实验室的理由。”帕维莱宁身体前倾，压低声音，“而且，不只是实验室。整个芬兰，都在面临剧变。俄国人要在九月实施特别行政状态，暂停议会，由总督直接统治。到时候，大学会不会被接管？学术会不会被控制？谁也不知道。”
萨洛宁的脸色白了。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学术自由终结，研究为政治服务，科学家变成工具。他想起在柏林留学的表哥来信说，德国大学也在收紧，但至少还有空间。而芬兰，可能连最后的空间都没了。
“教授，那我们怎么办？”他的声音有些发紧。
帕维莱宁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推过去。信封是普通的赫尔辛基大学信笺，但封口用特殊的火漆封着，上面有个不起眼的记号——一片雪花，中间有个字母P。这是帕维莱宁和索尔伯格厂长约定的暗号。
“这是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伯格曼教授的信。”帕维莱宁说，声音很轻，但清晰，“他邀请你去斯德哥尔摩，加入他的研究团队，继续褐煤液化研究。费用全包，年薪一千二百克朗，提供住宿。如果你愿意，明天就可以动身。”
萨洛宁拿起信，手在抖。他拆开，快速浏览。信是用瑞典文写的，措辞正式，但诚恳，确实是皇家理工学院的抬头，伯格曼教授的签名。年薪一千二百克朗，相当于每月一百克朗，是芬兰大学助教的三倍。而且，瑞典的学术环境更好，设备更先进，前景更广阔。
这是梦寐以求的机会。任何一个有追求的年轻学者，都会心动。但萨洛宁放下信，抬头看着教授，眼里是挣扎：“教授，您呢？实验室呢？其他同学呢？”
“我留下。”帕维莱宁平静地说，“我是教授，是实验室负责人，不能走。而且，我需要在这里周旋，拖住俄国人，为你们争取时间。至于其他同学，我会一一谈话，给他们同样的选择。愿意走的，安排通道；愿意留的，教他们怎么隐蔽，怎么自保。”
萨洛宁沉默了。他望向窗外，校园在午后的阳光下宁静而美好。远处，大学图书馆的尖顶在蓝天背景下轮廓清晰，那是知识的殿堂，是他四年里度过无数时光的地方。实验室在楼下，那些仪器，那些数据，那些失败和成功的日夜，是他的青春，是他的梦想，是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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