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贵妃依偎在他怀里，轻声说：“他们哪是为了太子，是为了自己的名声。陛下别理他们，等洵儿再长大些，他们自然就没话说了。”
可朱翊钧知道，没那么简单。民间已经开始流传 “帝欲废长立幼” 的流言，甚至有人编了小曲，唱 “郑妃专宠，国本动摇”。连李太后都忍不住问他：“钧儿，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立太子？”
朱翊钧支支吾吾：“母后，常洛年纪还小……”
“他都十一岁了！” 李太后打断他，“你当年像他这么大，已经开始读书了！若不是看在张居正的面子上，你以为那些大臣会容忍你拖延到现在？”
提到张居正，朱翊钧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知道，太后说得对 —— 张居正虽然死了，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还在，那些被他提拔、受他恩惠的官员，正借着 “祖制” 的名义，和他较劲。
五、迟到的册立与埋下的雷
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经十九岁了，朱常洵也十六岁了。“国本之争” 持续了十五年，朝堂上的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连郑贵妃都觉得，这场争论该有个了断了。
这年春天，朱翊钧去祭天，回来后就病倒了，高烧不退，迷迷糊糊中总喊 “张居正”“国本”。李太后守在床边，哭着说：“钧儿，你就立常洛为太子吧，了了这桩心事，病才能好。”
朱翊钧在半昏迷中点头。
第二天，他退烧了，想起昨夜的承诺，心里五味杂陈。他召来内阁首辅沈一贯，叹了口气：“立朱常洛为太子吧。”
沈一贯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朱翊钧又说一遍，他才反应过来，激动得老泪纵横：“陛下圣明！臣这就去拟旨！”
册立太子的旨意一下，朝野欢腾。百姓们涌上街头，放鞭炮庆祝，说 “国本定了，天下稳了”。孙丕扬在家中摆酒，邀请当年一起 “争国本” 的老臣，喝到兴头上，众人对着北方（张居正墓的方向）遥遥一拜：“张公，你看见了吗？国本定了！”
可朱翊钧心里是憋屈的。他在册立太子的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赐洛阳为封地，还破例给了两万顷庄田 —— 这是他能给郑贵妃和朱常洵的最后补偿。
郑贵妃哭了整整一夜，把那支红宝凤钗摔在地上：“陛下，您答应过臣妾的……”
朱翊钧捡起凤钗，擦去上面的灰尘，声音疲惫：“朕也是没办法。再闹下去，朕这个皇帝都坐不稳了。”
他以为，册立太子后，“国本之争” 就能结束，自己能安安稳稳当皇帝。可他错了。郑贵妃不甘心，她的亲信们也不甘心，总想着找机会动摇朱常洛的太子之位。而那些支持朱常洛的大臣，则像防贼一样盯着郑贵妃一派，稍有风吹草动，就上书弹劾。
朝堂彻底分裂成两派：一派以郑贵妃的娘家人和支持朱常洵的官员为主，被称为 “浙党”“齐党”；另一派以支持朱常洛的东林党为主，两派互相攻讦，从 “立储” 吵到 “征税”，从 “官员任免” 吵到 “边关防务”，把朝政搅得乌烟瘴气。
朱翊钧看着这一切，彻底失去了理政的热情。他觉得，这些人争论的不是国事，是私利；维护的不是祖制，是权力。张居正当年说 “吏治不清，万事皆空”，现在看来，何止是不清，简直是烂到了根里。
他开始躲在深宫，不上朝，不见大臣，甚至连奏折都懒得看。太监们告诉他，外面又在吵架了，他只是淡淡一句：“让他们吵去。”
没人知道，在无数个深夜，朱翊钧会独自坐在文华殿，看着那本被翻烂的《帝鉴图说》。书上 “汉文帝纳谏” 的插图旁，有他少年时写的批注：“当听忠臣言。” 可现在，他看着那些 “忠臣” 互相谩骂、攻讦，忽然觉得，自己当年清算张居正，或许是错了 —— 至少，那个人在时，朝堂上不会这样荒唐。
而那枚被郑贵妃摔过的红宝凤钗，后来被朱翊钧收进了国库。凤钗上的红宝，在昏暗的库房里，像一只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因 “国本之争” 而日渐腐朽的王朝。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不远处等着 —— 那就是后来的 “梃击案”，而它的根源，早已在这场持续三十年的争论里，埋下了深深的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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