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贵妃依偎在他怀里,轻声说:“他们哪是为了太子,是为了自己的名声。陛下别理他们,等洵儿再长大些,他们自然就没话说了。”
可朱翊钧知道,没那么简单。民间已经开始流传 “帝欲废长立幼” 的流言,甚至有人编了小曲,唱 “郑妃专宠,国本动摇”。连李太后都忍不住问他:“钧儿,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立太子?”
朱翊钧支支吾吾:“母后,常洛年纪还小……”
“他都十一岁了!” 李太后打断他,“你当年像他这么大,已经开始读书了!若不是看在张居正的面子上,你以为那些大臣会容忍你拖延到现在?”
提到张居正,朱翊钧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知道,太后说得对 —— 张居正虽然死了,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还在,那些被他提拔、受他恩惠的官员,正借着 “祖制” 的名义,和他较劲。
五、迟到的册立与埋下的雷
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经十九岁了,朱常洵也十六岁了。“国本之争” 持续了十五年,朝堂上的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连郑贵妃都觉得,这场争论该有个了断了。
这年春天,朱翊钧去祭天,回来后就病倒了,高烧不退,迷迷糊糊中总喊 “张居正”“国本”。李太后守在床边,哭着说:“钧儿,你就立常洛为太子吧,了了这桩心事,病才能好。”
朱翊钧在半昏迷中点头。
第二天,他退烧了,想起昨夜的承诺,心里五味杂陈。他召来内阁首辅沈一贯,叹了口气:“立朱常洛为太子吧。”
沈一贯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朱翊钧又说一遍,他才反应过来,激动得老泪纵横:“陛下圣明!臣这就去拟旨!”
册立太子的旨意一下,朝野欢腾。百姓们涌上街头,放鞭炮庆祝,说 “国本定了,天下稳了”。孙丕扬在家中摆酒,邀请当年一起 “争国本” 的老臣,喝到兴头上,众人对着北方(张居正墓的方向)遥遥一拜:“张公,你看见了吗?国本定了!”
可朱翊钧心里是憋屈的。他在册立太子的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赐洛阳为封地,还破例给了两万顷庄田 —— 这是他能给郑贵妃和朱常洵的最后补偿。
郑贵妃哭了整整一夜,把那支红宝凤钗摔在地上:“陛下,您答应过臣妾的……”
朱翊钧捡起凤钗,擦去上面的灰尘,声音疲惫:“朕也是没办法。再闹下去,朕这个皇帝都坐不稳了。”
他以为,册立太子后,“国本之争” 就能结束,自己能安安稳稳当皇帝。可他错了。郑贵妃不甘心,她的亲信们也不甘心,总想着找机会动摇朱常洛的太子之位。而那些支持朱常洛的大臣,则像防贼一样盯着郑贵妃一派,稍有风吹草动,就上书弹劾。
朝堂彻底分裂成两派:一派以郑贵妃的娘家人和支持朱常洵的官员为主,被称为 “浙党”“齐党”;另一派以支持朱常洛的东林党为主,两派互相攻讦,从 “立储” 吵到 “征税”,从 “官员任免” 吵到 “边关防务”,把朝政搅得乌烟瘴气。
朱翊钧看着这一切,彻底失去了理政的热情。他觉得,这些人争论的不是国事,是私利;维护的不是祖制,是权力。张居正当年说 “吏治不清,万事皆空”,现在看来,何止是不清,简直是烂到了根里。
他开始躲在深宫,不上朝,不见大臣,甚至连奏折都懒得看。太监们告诉他,外面又在吵架了,他只是淡淡一句:“让他们吵去。”
没人知道,在无数个深夜,朱翊钧会独自坐在文华殿,看着那本被翻烂的《帝鉴图说》。书上 “汉文帝纳谏” 的插图旁,有他少年时写的批注:“当听忠臣言。” 可现在,他看着那些 “忠臣” 互相谩骂、攻讦,忽然觉得,自己当年清算张居正,或许是错了 —— 至少,那个人在时,朝堂上不会这样荒唐。
而那枚被郑贵妃摔过的红宝凤钗,后来被朱翊钧收进了国库。凤钗上的红宝,在昏暗的库房里,像一只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因 “国本之争” 而日渐腐朽的王朝。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不远处等着 —— 那就是后来的 “梃击案”,而它的根源,早已在这场持续三十年的争论里,埋下了深深的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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