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看着她委屈的样子,心立刻软了。他把凤钗重新插回她鬓边:“谁敢动你和洵儿,朕就废了谁!”
他不知道,这句赌气的话,竟成了日后无数风波的开端。
三、被奏折淹没的早朝
万历十五年的早朝,成了 “国本之争” 的战场。
“陛下,立储乃天下大事,拖延不得!” 礼部尚书沈鲤捧着奏折,声音洪亮如钟。他身后跟着的官员,手里都拿着奏折,像举着一把把剑。
“沈尚书,” 朱翊钧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朕说过,常洛和常洵都还小,立储之事,再议。”
“再议?” 沈鲤往前一步,“陛下,朱常洛已年满五岁,按祖制,早该立为太子!再拖,恐生变故!”
“变故?什么变故?” 朱翊钧猛地拍案,“难道朕还会害了自己的儿子?”
“臣不敢!” 沈鲤跪下,“但朝野流言四起,说陛下欲废长立幼,若不早定储位,恐动摇人心啊!”
“人心?” 朱翊钧冷笑,“你们所谓的‘人心’,不过是你们自己的私心!” 他知道,这些大臣里,有的是真心维护祖制,有的却是想借 “争国本” 捞取政治资本 —— 只要站在 “立长” 这边,就能赢得 “忠臣” 的名声。
争吵又开始了。有的大臣引经据典,说 “废长立幼,国之大忌”;有的痛陈利害,说 “前朝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终致亡国”;还有的甚至哭着喊着 “请陛下为大明江山着想”。
朱翊钧看着眼前这乱糟糟的一幕,忽然觉得无比厌烦。他想起张居正当政时,朝堂上虽有争论,却从不会这样不顾体面;想起先生总能三言两语定下调子,哪像现在,吵来吵去,正事一件没办。
“退朝!” 他猛地站起来,龙袍的下摆扫过案几,把一堆奏折扫到了地上。
大臣们看着散落一地的奏折,面面相觑。孙丕扬捡起最上面的一本,正是他连夜写的《请立东宫疏》,墨迹还未干。
从那天起,朱翊钧上早朝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 “龙体不适”,有时是 “忙于祭祀”,更多时候,是躲在翊坤宫,听郑贵妃唱曲儿,看朱常洵蹒跚学步。
可奏折还是像雪片一样飞来。有的弹劾郑贵妃 “干政”,说她在皇帝耳边吹 “废长立幼” 的风;有的指责皇帝 “怠政”,说 “国本不定,陛下难辞其咎”;还有的更狠,把 “国本之争” 和张居正的改革扯到一起,说 “若张首辅在,断不至此”。
看到 “张居正” 三个字,朱翊钧的火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把那些奏折扔进火盆,看着它们烧成灰烬,嘴里念叨着:“你们就盼着他回来,是不是?朕偏不如你们的意!”
郑贵妃在一旁煽风点火:“陛下,这些大臣就是故意气您。您是天子,何必跟他们置气?” 她给朱翊钧剥了颗荔枝,“咱们有洵儿,日子过得舒心,比什么都强。”
朱翊钧咬着荔枝,甜腻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他忽然觉得,郑贵妃说得对 —— 与其被那些奏折气得头疼,不如躲在后宫,图个清静。
万历十七年,朱翊钧彻底罢了早朝。他下令,所有奏折先送内阁,内阁拟好处理意见后再呈给他,能不看的就不看,能拖着的就拖着。至于 “立储”,他的应对之策只有两个字:拖延。
四、贬斥与坚守:朝堂上的孤臣
万历二十年,姜应麟从贵州都匀回来了。他在偏远之地待了六年,头发熬白了,背也驼了,却依旧挺直了腰杆,一回来就直奔文华殿,递上了新的奏折 —— 还是请求立朱常洛为太子。
“陛下,六年了,臣在都匀夜夜难眠,就盼着陛下能定立国本,安天下之心。” 姜应麟跪在地上,声音嘶哑,却字字恳切。
朱翊钧看着他苍老的样子,心里竟有些不忍。可一想到郑贵妃的眼泪,想到那些大臣咄咄逼人的样子,他的脸又硬了起来:“你还敢提?”
“臣死也要提!” 姜应麟磕了个响头,额头渗出血来,“陛下若不立常洛为太子,臣就跪在这儿,直到您答应为止!”
朱翊钧气得发抖,却也被他的执拗镇住了。他挥挥手:“把他…… 贬去广东雷州,永不回京。”
姜应麟被拖出去时,还在喊:“陛下!祖制不可违啊!”
这样的 “孤臣”,不止姜应麟一个。孙丕扬因为坚持立储,被罢官三次,每次复职,第一件事还是上书请立太子;沈鲤被郑贵妃的亲信弹劾 “结党营私”,差点被投入大牢,却始终不肯改口;还有个叫顾宪成的吏部郎中,因为推荐朱常洛的老师担任要职,被朱翊钧贬到无锡,后来在东林书院讲学,成了 “东林党” 的领袖。
这些人的坚守,像一根根刺,扎在朱翊钧心上。他越来越讨厌朝臣,觉得他们虚伪、固执、小题大做。“不就是立个太子吗?” 他对郑贵妃抱怨,“值得他们死缠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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