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初现（下）
乾元十年，四月初一。
伴随着紫金山巅最后一丝残雪消融，帝国大学迎来了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被松柏环绕的大操场“振铎场”上，黑压压站满了近千名新生，按照各自学院分列。青色（文、数、农）、蓝色（医、科）、绛紫（军事）、海蓝（航海）等不同颜色的崭新学袍，在春日朝阳下汇成一片色彩分明却又朝气蓬勃的海洋。
高台之上，帝国大学司业、文学院山长、华盖殿大学士韩宜可须发皆白，精神矍铄，正以苍劲而平和的声音，向新生们阐述着大学的理念与期望：“……尔等今日踏入此门，便不再是为一己之功名，一家之富足。帝国大学所求，乃是为国储才，为天下养士！望尔等于此，既研习圣贤经典，明理修身；亦探索格物新学，求真务实。望尔等将来，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皆能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志，以所学报效国家，造福黎庶！”
台下新生无不肃然聆听，心潮澎湃。
站在队列中的杨士奇，目光沉静，将韩宜可的每一句话都默记于心，深感此言与己志相合。
队列里的杨荣，则一边听，一边观察着台上诸位名震天下的司业、山长们，心中暗暗揣摩他们的性格与学术倾向。
杨溥站在文学院队列稍后位置，腰杆挺得笔直，双拳微微握紧，只觉得胸中有一股热气在奔涌，仿佛看到了母亲含辛茹苦的面容和未来无限的可能。
开学典礼后，新生们领取了课程简章、宿舍钥匙，正式开始了在帝国大学的学习生涯。
帝国大学的学制灵活而严格。除了所选学院的必修课程，学生还需选修一定数量的“通识”课程，并完成指定的“实践”学分。
课程安排紧凑，每日晨起有晨读或晨练，上午下午各两节大课，晚间则是自习或小组研讨。每月有月考，每学期有终考，竞争之激烈，远超想象。
“三杨”虽分属不同学院，但因住得近，又志趣相投，很快便形成了固定的学习小团体，常常一同上课、自习、探讨问题。
文学院的课程对杨士奇而言，如鱼得水。
经史子集精讲、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策论文章写作、诗词歌赋鉴赏……他深厚的功底和沉稳的思辨能力，很快得到了教授们的注意。
尤其是主讲《春秋》与《通鉴》的刘三吾老先生（兼任文学院教授），在一次课堂辨析“郑伯克段于鄢”的深层政治伦理时，杨士奇引经据典，不仅分析了《左传》本文，更结合《谷梁》、《公羊》异同，以及历代注疏得失，最后提出“ 亲亲之情与社稷之责之冲突，非独郑伯，后世君王将相常困于此，关键在于制度与教化能否提供缓冲与规范”，见解独到，逻辑清晰，令刘三吾捻须良久，当众赞了句：“后生可畏，颇得《春秋》微言大义之要。”
这评价在文学院新生中引起不小震动。杨士奇却依旧淡然，只是课后更加埋头于图书馆的浩瀚典籍之中。他深知，大学藏龙卧虎，自己这点学识，远未到自满之时。
杨荣在数算学院的日子，则充满了挑战与乐趣。
课程包括《九章》深化、新式筹算、基础几何与测量、天文历算入门，甚至还有一门叫做“数理推演”的课，专门训练逻辑思维。
杨荣天资聪颖，反应极快，常常是教授题目刚出，他心中已有数种解法。但他并不满足于解题，更热衷于探究不同解法背后的原理，以及如何将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
一次在“数理推演”课上，教授墨筹（兼任数算学院教授）出了道关于漕船运粮效率优化的题目，涉及变量与简易函数关系。
多数学生还在冥思苦想，杨荣已迅速列出关系式，并提出了根据水位、风向动态调整船队编组的优化方案，虽然略显理想化，但其思路之清晰、运用数学工具之大胆，让素来严厉的墨筹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点评道：“思路活络，不泥于古，能连实际，颇合格物致用之旨。然实际河务牵涉更多，需多察实务。”
课后，杨荣兴致勃勃地拉着杨士奇和杨溥讨论，如何将这种优化思路推广到驿传、甚至刚刚听说的铁路调度上去，听得杨溥一愣一愣的，杨士奇则沉思道：“勉仁此法，确有启发性。然《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成法，日久必生弊，需因时因势而变。你这以数算推演求变通之方，暗合此理。”
杨荣抚掌笑道：“还是士奇兄看得深！我这点机巧，不过是术；士奇兄所言，才是道啊！”
杨溥在文学院的学习，则显得格外艰辛刻苦。
他的基础比起许多家学渊源的同年，确实薄弱一些，尤其是经学典籍的熟悉程度和辞藻文采。但他有着一股令人动容的狠劲与韧性。
每日最早起床诵读，最晚离开自习室。笔记做得一丝不苟，不懂之处，必反复查阅，或虚心向教授、同年请教，从不因出身寒微而羞于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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