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文章，初时质朴甚至略显笨拙，但胜在情感真挚，言之有物，尤其对民间疾苦的描述，细腻而准确。
一次“策论实务”课，题目为“论地方社学推行之难与对策”，许多同学泛泛而谈教化的重要性，杨溥却结合自身见闻，详细描述了乡村孩童因家务、农活无法入学，贫寒之家无力承担哪怕朝廷荣恩免去纸笔杂费，以及偏远地区师资匮乏的困境，并提出“农忙设假期、以工代学、老童生与返乡士子暂充教习”等具体建议。
虽然文采不彰，但那份扎根泥土的洞察力与切实的关怀，让授课的韩宜可司业沉默良久，批注道：“言皆切实，情出肺腑。治大国如烹小鲜，需知民间盐米之贵。此文乙上。”
得到司业的肯定，杨溥备受鼓舞，学习劲头更足。杨士奇和杨荣也常帮他讲解经义难点，分享学习方法。杨荣甚至用数算学院的图表法，帮杨溥梳理策论逻辑，使其文章条理渐趋清晰。
除了课堂学习，帝国大学丰富多彩的“讲坛”和“学会”活动，也为三杨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
大学定期邀请朝中重臣、边镇将领、知名学者、乃至有经验的工匠、农师、医官来校讲座。在这里，他们听到了黔国公沐英讲述安南改流的艰辛与策略。
听到了户部尚书茹太素剖析铁路经济的远景与风险。
听到了航海侯张赫描绘海外风物与海权的重要性。
甚至有一次，吴王朱栋亲临，在科学学院大厅，用简易模型演示了蒸汽机的基本原理，并畅谈“科学之力”对未来百业的影响，其思想之新奇，气魄之宏大，令在场学子无不心驰神往。
“吴王殿下真乃非常之人！”听完讲座回寝舍的路上，杨荣仍沉浸在兴奋中，“那蒸汽之力，若能善加利用，何止驱动车船？或许将来，皆可假此力而行！那才是真正的‘事半功倍’！”
杨士奇若有所思：“殿下所言‘解放人力，以从事更富创造之业’，深合《尚书》‘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然此等变革，必剧烈冲击现有百工生计，朝廷如何疏导安抚，使其平稳过渡，方是关键。此亦为政者之责。”
杨溥则感慨道：“若能如殿下所说，让机器多做些重活、苦活，百姓日子或能好过些。”
三杨的才学与特质，在入学后的第一次“月考”中得到了初步验证。
杨士奇文学院综合第一，经史策论尤为突出，法学院第五。
杨荣数算学院第三，兼修的文学院课程亦名列前茅。
杨溥虽总排名中游，但其“策论实务”单科竟也挤进了文学院前十，进步之神速，令人侧目。
他们的名声，渐渐不再局限于江右斋或各自学院。一次全校性的“时政策论大赛”，更让他们崭露头角。
这次大赛的题目，正是当下最热点的议题之一：“论铁路贯通后，南北货殖流通新格局及朝廷应对之策”。要求参赛者三人组队提交策论报告，并进行公开答辩。
杨士奇、杨荣、杨溥自然组成一队。
杨士奇负责宏观架构与政策建议，杨荣负责数据分析与模式推演，杨溥则负责搜集民间反馈与潜在问题。
三人分工协作，课余时间几乎都泡在了一起，查阅资料、激烈辩论、反复修改。
杨荣利用数算学院的资源，设法拿到了部分已公开的漕运、关税数据，估算铁路可能带来的运量转移和成本变化。
杨士奇则深入研究历代平准、均输之法，以及本朝开海以来的贸易政策，思考如何利用铁路，优化国内物资调配，平衡区域发展，同时防范巨商垄断和物价剧烈波动。
杨溥则走访了大学内来自运河沿岸地区的同窗、工友，甚至趁休沐日到龙江站附近，与一些脚夫、小贩攀谈，了解他们的担忧与期望。
最终，他们提交了一份厚达三十余页的策论，题为《应时通变，利导均平——铁路时代货殖流通管理刍议》。
文中，他们既肯定了铁路对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巨大作用，也详细分析了可能对传统漕运、沿途相关行业造成的冲击；既提出了利用铁路建立“官营物流主干网”，调控重要物资（如粮食、盐、布匹）跨区域流通，稳定物价的建议，也强调了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支线运输、仓储建设，并配套以针对受影响人群的职业培训、转业扶持和小额信贷等“安抚疏导”措施，甚至还前瞻性地提到了铁路沿线新兴府县的管理、以及利用铁路加速信息传递对商业决策的影响。
在公开答辩环节，面对由韩宜可、墨筹、户部侍郎等组成的评委团的犀利提问，三人沉着应对。
杨士奇引经据典，阐述政策背后的治理理念；杨荣用数据模型直观展示不同策略下的可能效果；杨溥则以鲜活的民间实例，佐证某些措施的紧迫性与可行性。
三人配合默契，互为补充，将一篇原本可能枯燥的策论，讲得既有理论高度，又接现实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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