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十年，三月十五，春分。
秦淮河畔的垂柳抽出了鹅黄嫩绿的新芽，如烟似雾。桃李争妍，莺飞草长，整个应天城都浸润在一种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暖融融气息里。
然而，比这春日更炽热、更沸腾的，是位于紫金山南麓、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的那片巍峨建筑群——大明帝国大学。
自洪武年间年由济世医政学堂改制扩建而来，这座由太上皇和皇帝朱标鼎力支持，吴王朱栋擘画，汇聚天下英才而教的最高学府，历经近二十余年发展，早已成为大明乃至整个东方世界无可争议的学术圣地与文化灯塔。
它不仅教授传统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更设立了数算、农学、医学、科学、军事、航海等前所未闻的“实学”院系，其祭酒更是由吴王朱栋亲任，司业包括了刘基、宋濂、墨筹、周济民等一众名动天下的巨擘。
每年三月，帝国大学面向全国及部分藩属国的招生考试，便成了无数寒门士子、勋贵子弟乃至海外学子改变命运、鱼跃龙门的唯一机会，其声势之浩大，竞争之激烈，甚至压过了传统的科举春闱。
今年，尤甚。
皆因朝廷明发诏令：乾元十年起，帝国大学各学院优秀毕业生，经考核，前五名可直接赐予进士功名，授予七品相应官职，其待遇与升迁渠道，等同于科举正途出身者！
此令一出，天下读书人，尤其是那些不擅长八股之艺、却对实学感兴趣的彻底沸腾！谁不想既能求学问道，又能直通仕途？更何况，帝国大学的教授们，可是能接触到吴王那些“奇思妙想”和“科学新学”的最前沿人物！
于是，乾元十年的春天，通往紫金山的各条道路，被来自天南地北、操着不同口音、穿着各异服饰的年轻学子们塞得水泄不通。车马粼粼，仆从如云者有之；布衣草鞋，背负行囊独行者亦有之。人人脸上都写满了憧憬、紧张与志在必得的豪情。
帝国大学正门，“大明帝国大学”六个鎏金大字在春日下熠熠生辉。门前广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维持秩序的学政官员和大学护卫高声呼喝，引导着考生们按报考院系分区排队，核对身份文书，领取考牌。
在报考的长队中，有三个年轻人，虽然穿着朴素，举止低调，却隐隐透出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引得周围人偶尔侧目。
居中的一位，年约二十出头，面容清癯，肤色微黑，一双眼睛不大，却异常沉静明亮，仿佛能洞悉人心。
他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色直裰，浆洗得十分干净，袖口处有细微的磨损，却用同色丝线细细补过，针脚匀称。
他站姿挺拔如松，气息平稳，即使身处喧闹之中，也自有一种沉凝的气度。
他名叫杨寓，字士奇，江西袁州府人。因家境贫寒，幼年丧父，随母改嫁，一度更姓罗，后恢复本姓。
他博览群书，尤精《春秋》、《周易》，更难得的是年纪轻轻便处事沉稳，见解独到，在乡间已有“少年老成”之名。此次变卖部分祖产，千里迢迢赶来应天，目标直指文学及法学，渴望系统学习经世致用之学。
站在杨士奇左侧的，是一个约莫十八九岁的少年，名叫杨荣，字勉仁，福建建宁府人。与杨士奇的沉静不同，杨荣生得眉目疏朗，鼻梁挺直，嘴角天然微微上翘，似乎总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显得机敏而灵活。
他穿着一件半新的宝蓝色绸衫，虽不算华贵，但裁剪合体，衬得他身姿挺拔，行动间透着一股利落劲儿。
他眼神活泛，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人群，甚至那些维持秩序的官吏的神态动作，仿佛一切信息都在他眼中迅速归类分析。
他出身商贾之家，家资颇丰，自幼便被送往最好的私塾，不仅四书五经倒背如流，更因家中经营海贸，耳濡目染，对算学、地理、乃至番邦语言都颇有兴趣。此次报考，他同时填报了文学院和数算学院，自信能凭才智通过考核。
右侧那位，年纪最轻，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名叫杨溥，字弘济，湖广荆州府石首人。他面容敦厚，眼神清澈中带着一股子执拗的韧劲，身材不算高大，但肩膀宽阔，似乎蕴藏着不小的力量。
他穿着一身粗布短褐，洗得发白，肘部和膝盖处打着厚厚的补丁，但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连布鞋的边沿都刷得发白。
他背负着一个巨大的、看起来沉甸甸的竹制书箱，额角已有细密的汗珠，却一声不吭，只是紧紧跟着身后两位年长的同乡。
杨溥家境最为寒微，父亲早亡，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母亲织布和族人接济度日。但他天资聪颖又极为刻苦，常借书抄读至深夜，听说帝国大学不仅免学费，成绩优异者还有膏火银补贴，便毅然辞别母亲，带着干粮和几本手抄书，踏上了求学之路。他报考的是文学院，目标明确——改变命运，报答母恩。
“士奇兄，你看那匾额，”杨荣压低声音，用带着闽地口音的官话对杨士奇道，“笔力雄浑，筋骨开张，隐有帝王之气，怕不是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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