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原北方边境卫指挥使出身军功升迁上来的老将低声嘟囔，面带悻悻之色：“殿下，咱是个粗人，舞刀弄枪在行，认识的字凑不满一箩筐。考核什么兵法韬略、识字算数，岂不是要咱这些老兄弟都把官位拱手让人？”
朱栋正色道，语气恳切却不容置疑：“张指挥使，你冲锋陷阵之勇，本王素有所闻。然新军之要，在于万众一心，如臂使指。不识旗语号令，不通基本文书，如何指挥日益精良的火器阵列？考核非为刁难，实为保障全军战力。对于战功卓着而文化稍逊军官，可入军事学院短期进修，或转任军校训练教官等职，待遇依旧从优。改革非为淘汰何人，而在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卫所人员转置分流”，乃最复杂、最敏感，亦最易引发动荡之环节。刘基、吴琳与朱栋投入心血最多。此已非纯军事问题，实为牵扯万千家庭的社会工程。
细则草案提出“择优入新军、转隶预备役、转任地方、边地屯田、技能培训、优抚致仕”等多条路径。然每一条，皆伴随巨大执行难度。
“择优入新军，标准如何定？由谁主考？能否确保至公至正？”刘基捻须沉吟，目光深邃，“转任地方，各处衙门是否愿意接收？是否有足够缺额？边地屯田，寻常百姓尚且视为畏途，军户携家带口，如何动员安抚？技能培训，经费何出，何人授业？”
更大隐患在于军官阶层。诸多世袭军官，其权柄与财富根植于对卫所土地与兵员的掌控。改革无异于釜底抽薪。彼等明面不敢抗旨，暗地里或串联密议，或消极怠工，甚或散布流言，恫吓士卒，妄称“转置即是遣散归乡”，“屯田形同流放千里”，意图制造恐慌，阻挠新政。
朱栋洞察此弊，深知需示以足够诚意与保障，并辅以铁腕监督。他力主于细则中明令：
“所有转置选择，必出于自愿。各项补贴、安家费、土地分配标准，张榜公示，直接发放至兵卒个人或其家，严禁军官经手克扣。”
“成立由委员会直辖、锦衣卫与鹗羽卫协同之‘卫所转置巡察使’，分赴各试点，监督政策落地，受理士卒陈情。对胆敢侵吞兵卒利益、蓄意阻挠转置者，无论官职高低，查实即惩，决不姑息！”
同时，他请太子朱标协调地方官府，竭力提供职位与协助，并动员大明帝国大学与格物工技司，提供简易技能培训，授人以渔。
各项细则的激烈讨论，《大明军队条例》与《军事刑法》的编纂工作，亦在武英殿大学士杨靖、文渊阁大学士詹同主持下紧锣密鼓进行。朱栋、朱标及军委会将领多次参与研议。
杨靖手持《军事刑法》草案，逐条诵读，声调冷峻：“‘一切行动听指挥’……违令者，视情节轻重，处鞭刑、降衔、禁闭；战时临阵违令者，斩立决！”
“‘不取民家一毫线’……擅取民物者，照价赔偿，并处军棍；若有强取豪夺、奸淫妇女者，立斩不赦！”
“‘一切缴获要归公’……私藏战利品者，追赃罚没，依价值量刑；军官犯此，罪加一等！”
此般条款，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谆谆教诲，化作冰冷森严、触之即亡的法律铁条。常遇春等宿将听之，频频颔首，他们深知军纪如山乃胜利基石。然亦有人暗自心惊，觉其过于严苛，不近人情。
詹同执笔的《大明军队条例》，则更侧重于日常管理与军人权责，明确了从士卒至元帅的职分、行为规范、休沐、抚恤等，意图塑造一支纪律严明、保有尊严的现代军队。
时光于无数次的争论、修改、妥协中悄然飞逝。自洪武十七年二月至十八年三月，整整一载春秋，大明军事改革委员会衙署的灯火几乎未曾熄灭。朱栋常与朱标商议至夜阑人静，兄弟二人，一者锐意开拓，一者持重守成，相得益彰。徐达、李文忠等宿将贡献毕生经验，刘基、吴琳等文臣则确保方案周详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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