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三月十五，一道朱批御准、加盖皇帝赤玺的《大明军队改革诏书》，连同那份言辞恳切、条规明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通政司的官道驿传与《大明日报》的墨香纸页，如同春雷炸响，顷刻间传遍九州，晓谕全军。
诏书以金石般的决绝，宣示了革新的不可逆转：“朕承天命，抚有寰宇，惟念武功乃国家柱石，兵制实社稷安危。迩来察时观势，旧制壅滞，非雷霆手段无以涤荡沉疴……兹颁《大明军队改革诏》，革故鼎新，永固疆圉……凡我臣工将士，宜深体朕心，协力同心，共襄盛举。敢有阻挠新政、阳奉阴违者，必以国法严惩不贷！”
《大明日报》特刊头版的社论，更将改革之意剖析得淋漓尽致。
一时间，从京畿朝堂到边关烽燧，从士绅书斋到市井巷陌，“改革”二字如投入静湖的巨石，激起千层浪。底层士卒闻军饷倍增、晋升有路，无不欢欣鼓舞，眼中燃起希望。
中下层军官见前程豁然开朗，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然那些世代簪缨的军户、盘踞旧制的高阶将帅，则如坐针毡，暗流于觥筹交错间涌动。
诏书墨迹未干，“大明军事改革委员会”已于皇城武英殿旁原枢机堂衙署正式揭牌。
朱元璋亲临，玄色戎装衬得他目光如炬。他立于匾额之下，声若洪钟：“此处，即为我大明新军之摇篮！朕予尔等生杀予夺之权，三月之内，必见可行之章法！若有怠惰推诿、阴蓄异志者，勿谓言之不预！”
天威凛凛，众臣屏息，皆知此乃一场关乎国运的豪赌，退则万丈深渊。
委员会衙署的灯火，自此长明。作为常务副总裁决，吴王朱栋夙兴夜寐，几乎以衙署为家。他与太子朱标，以及各小组主事官员日夜磋商，字斟句酌地雕琢那份关乎改革命脉的《大明军事改革委员会执行纲要》。
枢机堂与五军都督府的合并改组，乃龙首之策。朱栋与徐达、李文忠、刘基等重臣反复推演，沙盘上的兵棋推演与案牍上的文牍往来交织。
“名易改，权责需如刀切斧劈般分明，且需平稳过渡，勿使中枢震荡。”
太子朱标指尖划过草案，语气沉稳，“父皇为最高统帅，天经地义。然‘大都督’一职，总揽日常军务，位同枢轴，人选须德才威望兼备，方能服众。”
目光自然而然地汇聚于魏国公徐达身上。其资历、战功、忠诚，皆无人能出其右。
徐达却沉稳拱手，声如洪钟：“陛下，太子殿下，吴王殿下。臣老矣，精力渐衰。此职贵在运筹帷幄，协和万方，非仅凭血气之勇可胜任。吴王殿下洞悉新军精髓，胸怀丘壑，年富力强，由殿下执掌大都督府，臣等愿倾力辅弼，则新政可期，军心可定。”
此言非仅谦辞。徐达深知，此新制骨架多源于朱栋擘画，由缔造者执掌初期，方能减少龃龉。更深一层，此亦契合陛下强化皇权、收兵权于核心之圣意。
朱元璋目光转向朱栋，带着考校：“老二，魏国公举荐于你，意下如何？”
朱栋起身，长揖及地：“父皇，魏国公之干城，儿臣年轻识浅，骤担此任，诚惶诚恐。然大都督职司改革全局，儿臣不敢推诿，愿效犬马之劳，暂领其责。恳请魏国公、曹国公及诸位叔伯不吝赐教，鼎力相助，共克时艰。”
“善！”朱元璋一击御案，“便由朱栋暂领大都督，授元帅衔，总揽大明军事委会日常。徐达、常遇春为左右都督，授大将衔；李文忠、冯胜、汤和、邓愈为都督同知，授上将衔。尔等皆为委员，当和衷共济，莫负朕望！” 此任命既确立了朱栋的核心执行地位，亦巧妙平衡了勋贵势力。
机构设置细则随之出炉：军事委员会下设联合参谋部（司作战、训练、情报）、宣慰使工作部（掌思想、人事、军属）、后勤保障部（对接兵部却独立运作）、装备发展部（协同神策提举司格物工技司与大明兵器局）、军法监察局（独立执法）。各部主官由委员或资深将领兼任，以求政令畅通。
同时，明晰军委会与兵部权界：军委会管“用兵”（作战、指挥、将领），兵部管“养兵”（人事档案、军饷、后勤、军工、工程）。兵部尚书李焕文亦列席委员会，确保军政协同，授予军队文职中将。
五大战区划分及总兵府设置，由徐达与朱栋亲自主持，依据《大明混一图》与边防态势，精雕细琢。
“战区划分，首重战略方向明确，防御纵深合理，务必打破旧有都司壁垒，防其尾大不掉。”朱栋立于巨幅地图前，手指划过北疆，“譬如北部战区，需整合北平、辽东、山东乃至新辟之岭北，形同铁拳，共御北虏，而非往日各自为战之势。”
徐达补充道，目光如鹰隼：“总兵府驻地选择，亦非简单更换门庭。须考量地理形胜、兵力投送、后勤补给。如中部战区之湖广镇，驻武昌可扼长江，驻襄阳则控荆襄，其辐射范围与反应速度，关乎战区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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