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狠辣，直接指向最敏感的猜测。
张林没有立即回答。他端起水杯，慢慢喝了一口，放下杯子时，他已经想好了策略。
“大卫先生，您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杨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张林的眼神变得深远，仿佛在回忆某个神圣时刻，“他说，科学家的时间不属于自己，而属于那些等待答案的问题，和等待希望的人。”
他停顿，让这句话在空气中沉淀。
“至于杨教授为什么没有去领奖，其实唐顺博士和宋子墨博士已经在颁奖晚上解释得很清楚，我不想赘述。我只想说，我们不能用庸俗的想法来揣度一个两次获诺贝尔奖的天才科学家的纯粹理想，这样是一种亵渎，这是一种错位思考。我的表达能力不好，但是我想大卫先生应该已经听懂了我的话。”
会议室安静得能听到摄像机的电流声。
大卫的喉结动了动，他说自己表达能力不好——真实意思是，没有足够的智商和境界听不懂我的话，再问下去或者纠结于这个问题，说明自己理解能力不够。
“我明白你的意思，张老师！杨教授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已经脱离了世俗的琐碎，几乎将自己全部的时间奉献给科学研究。”
“大卫先生，谢谢你精准的理解。”张林微微点头。
采访的后半段，气氛完全变了。大卫的问题变得温和，甚至带着敬意。他生怕因为哪里理解错误被公众认为自己智商低，或者科学素养差，导致无法准确理解张老师的话。
结束时，他郑重地与张林握手：“请转告杨教授，他的选择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张林点头：“我会的，也感谢您，将我们的每一句话精准地带给观众。”
采访接踵而来……
一周后，张林已经成了研究所的传奇。
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话术体系：当被问及具体数据时，他会说：“这是一个多维数据空间的问题，我需要先为您建立几个关键坐标系……”然后开始在白板上画谁也看不懂的示意图。
当被问及理论争议时，他会说：“所有模式转移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当年细菌理论刚提出时，主流医学界斥为‘幻想’；DNA双螺旋结构发表时，不少权威认为‘过于简单’。质疑不是终点，而是科学对话的起点。”
当被问及杨平的个人生活或性格时，他会说：“杨教授常说，科学家应该像透镜聚焦于问题本身，我们也应该向杨教授学习，聚焦于科学问题本身，所以抱歉，关于他个人，我能告诉您的只有他非常热爱医学。”
更妙的是，张林开始主动“喂料”。他会精心准备一些听起来很重磅、但实际上无关痛痒的“独家信息”：
“可以透露的是，我们正在与欧洲三家顶尖研究中心合作，开发下一代系统评估工具……具体哪三家？抱歉，在正式协议签署前不便透露，但可以说，其中一家的历史能追溯到魏尔肖时代。”
“杨教授最近在重读一些看似不相关的经典，比如《黄帝内经》……他常说，现代医学需要回头看看来时路，才能看清未来方向。”
“我们团队有个传统，每周四下午是‘失败数据分享会’。是的，专门分享失败的实验、负面的结果、无法解释的异常。因为我们认为，科学进步的真正密码，往往藏在那些不符合预期的数据点里。”
这些信息被媒体争相报道：《杨平团队秘研下一代评估工具》《诺奖得主从中医经典寻找灵感》《“失败分享会”——顶尖团队的独特文化》。公众看到了一个开放、深刻、有哲学高度的科学团队形象，而团队真正的核心工作被完美地保护在光环之下。
张林甚至发展出了“个性化应对策略”：
对追求深度的学术媒体，他大谈模式转移和科学哲学；对追求故事的大众媒体，他讲患者故事和团队趣事；对追求热点的网络媒体，他抛出一些精心设计的“金句”，比如“医学不是关于战胜死亡，而是关于赋予生命以质量”，这话被做成海报，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监控室成了团队最受欢迎的“娱乐中心”。每天饭后，大家会聚在一起，看张林如何“忽悠”各路媒体。
“看，他又开始画那个‘多维相空间’图了，我打赌记者根本不知道那只是个三维坐标轴加了点曲线。”楚晓晓笑得前仰后合。
“这次这个记者厉害，追着不良反应的问题不放……好！漂亮！张林把话题转向了‘科学的风险与伦理边界’，完美闪避。”蒋季同鼓掌。
杨平通常只是安静地看着，嘴角带着笑意。有一次，张林在采访中说“真正的科学不是寻找答案，而是学习提出更好的问题”，杨平轻轻点头，对身边的唐顺说：“这话其实是对的，只是从他嘴里说出来，更像是一种战术。”
唐顺笑了：“教授，您不觉得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媒体应对学派’的诞生吗？张林式话术，以后可以写进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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