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后总结说：“不就是把平时的吹牛，上升到战略层面嘛，我可以的。”
第一天，上午十点，会议室。
对面坐着《科学》杂志的资深记者艾米莉亚和她的摄影师。张林特意穿了一套中山装，显得很正式。他面前放着一杯水，一个笔记本，一支笔，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张老师，感谢您接受采访。”艾米莉亚开门见山，“我们直接进入核心问题：系统调节理论获奖后，学术界最大的质疑在于其临床验证规模不足，杨平教授团队如何回应？”
张林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指尖相对，形成一个“金字塔”状，他这是在营造权威感。
“艾米莉亚女士，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触及现代医学转型期根本矛盾的问题。”他的语速平缓，带着学者式的沉思，“当我们从单一靶点模式转向系统交互模式时，评价标准本身就需要改变。传统的大规模双盲试验模型，是为单一分子、单一通路干预设计的。但系统调节，正如其名，关注的是多节点、动态的平衡恢复。这就好比……您不能用秤重来评价一首交响乐的和谐程度。”
艾米莉亚快速记录，追问：“所以您的意思是，现有临床验证标准不适用于你们的理论？这是否过于傲慢？”
“艾米莉女士，你非常聪明，作为外行人士这么快理解我的意思，实属难得！恰恰相反。”张林微笑，他练习过这个微笑，要温和而坚定，“我们完全尊重现有的科学验证体系。事实上我们所有临床数据都公开接受同行评议。我们只是提出一个补充性的思考：在复杂系统干预的评估中，是否需要在传统终点指标之外，引入更多维度？比如系统稳定性指数、恢复弹性系数、网络扰动容忍度……这些概念听起来抽象，但我们已经开发了初步的量化工具。”
他说的每一个词都是真的，团队确实在讨论这些概念，也确实有“初步工具”，只是这个“初步”可能意味着“还在理论建模阶段”。但听上去，就像已经成熟应用了一样。
艾米莉亚显然被带偏了：“能具体说说这些工具吗？”
“当然，你真是一位聪明的女士，这让我心里轻松了不少，我原以为你会因为难以理解我的所说而造成误解，现在看来，这个担心不存在，你能准确地理解我的每一句话。”张林翻开空白的笔记本，拿起笔，“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话题，但我相信你可以听懂，我为你的科学素养而惊讶。简单来说，我们从复杂系统理论中引入了李雅普诺夫指数来刻画稳定性，用信息论中的互信息度量网络节点间的关联强度，再结合我们自主开发的生理状态相空间重构算法……”他在本子上画着完全无关的几何图形，嘴里吐出一串串真实的专业术语，但组合起来毫无具体信息。
三十分钟后，艾米莉亚看着自己记满陌生术语的笔记本，表情既困惑又钦佩，同时心里捏了一把汗。
她确实没听懂，但是要是表示没听懂，很容易被公众认为自己不专业，智商低，科学素养差，因为张老师已经多次表扬她聪明，听懂了他的话，所以她绝对不能露馅。
她原本准备的十个尖锐问题，现在张林构建的术语迷宫中彻底迷失了方向。
采访结束时，艾米莉亚握手道：“张老师，您给了我全新的思考角度，系统医学确实需要新的语言来描述。”
张林谦虚地点头：“科学本就是不断创造新语言，以描述新现实的过程，感谢您的深度思考，你的科学素养让我惊叹，说实话，要听懂我们的理论需要极强的科学素养，否则极容易造成误解。”
这是张林在给后面的采访者打标签，你要是乱解读，不按照我预设的意思来，你就是科学素养差，完全没理解我说的话。
监控室里，通过摄像头观看全程的杨平、唐顺和宋子墨相视而笑。
这家伙“装逼”还是有天赋的。
“看到了吗？”唐顺指着屏幕，“这小子应付得有模有样。”
宋子墨佩服地说，“他还成功让记者觉得，没听懂是因为自己知识储备不够，而不是他什么也没说清楚。”
杨平喝了口茶：“天赋。”
第三天，下午两点，同样在会议室。
这次是BBC纪录片团队，带着摄像机、灯光和录音设备，阵仗更大。他们要制作一集关于“医学未来”的特辑，杨平的获奖是核心篇章。
导演大卫是个经验丰富的科学纪录片制作人，擅长用温和的问题引出戏剧性冲突。他开场先问了几个关于理论起源的软问题，张林应对自如，这些故事他听过很多遍，对于张老师来说，这不算什么。
然后，大卫话锋一转：“杨平教授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却拒绝前往领奖，这在科学界极为罕见。有评论认为，这可能是对欧洲合作中心报告不良反应的消极回应，或是团队内部出现了分歧，您能透露真实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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