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便治疗，沈国华从魔都瑞金医院被转送到三博研究所，李医生跟着一起来到研究所。
五天后，治疗开始。
沈国华已经签完了厚达十二页的知情同意书，其中三页专门说明了新载体的实验性质。他的眼神很平静，甚至有一种奇异的解脱感，至少他在为活着战斗，而不是被动等待死亡，对一个绝症患者来说，希望，哪怕是一丝丝，也非常重要。
杨平让李医生来治疗沈国华，这是他的患者。病房里，大家严阵以待。
“沈先生，我们要开始了。”李医生说，“过程就像普通输液，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您可能会发烧、发冷、肌肉酸痛，这是药物的副反应，对于这些副反应，我们已经有经验应对，它是可控的。”
沈国华点点头，闭上了眼睛，药液顺着静脉留置针，进入他的血管。
治疗二十分钟，严密观察七十二小时。这七十二小时，对沈国华是生死考验，对杨平团队是技术验证，K疗法开始挑战“癌王”了。
……
全球各地，第一批从三博培训班结业的学员，开始了他们回国后的第一例独立治疗。
巴西圣保罗肿瘤中心，卡洛斯医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他的第一位患者是五十六岁的乳腺癌晚期女性，肿瘤已经转移到骨骼和肺部。按照标准流程，卡洛斯在治疗前做了腺病毒抗体筛查，结果发现患者对5型、26型、35型全部有中度以上抗体阳性。
“这意味着所有现有载体都可能效果不佳。”卡洛斯对患者家属解释，“我们可以尝试用免疫抑制剂预处理，降低抗体水平后再治疗，但这会增加感染风险。”
患者的女儿，一位三十出头的律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医生，这种疗法在巴西还没有正式获批上市，仅仅是临床试验，如果我母亲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可以起诉医院或中国的技术方吗？”
卡洛斯愣住了，在训练营，他们学过技术、学过操作、学过并发症处理，但没人教过他们如何面对这种不信任，这已经不属于技术上的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
“治疗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已经说明了所有风险。”他尽量保持专业，“但作为医生，我必须告诉您实情：任何治疗都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创新疗法的实验治疗。”
最终家属决定暂时放弃治疗，希望等待更成熟的方案。
卡洛斯看着患者被推出诊室，心里五味杂陈，在培训班他们讨论的是如何救治更多人；在现实里，第一道关卡却是信任。
同样的问题在印度孟买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拉吉夫医生的第一位患者是家境贫寒的结肠癌晚期男性。按照普惠框架的阶梯定价，患者需要自付的部分约合3000美元——这对一个印度农村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医生，我们卖掉土地和所有的值钱的东西才可以凑出这笔钱。”患者的儿子说，“但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我父亲还是走了，那我的弟弟妹妹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拉吉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培训班教了他医学，但没教他如何衡量生命的价值，如何在一个家庭可能因此陷入赤贫的情况下，建议他们承担治疗风险。
他打电话给南都的培训班的老师宋子墨，电话那头的宋子墨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拉吉夫医生，这是普惠框架在全球推广中最现实的问题。我们能做的，是确保治疗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数据真实透明，让患者和家庭能在充分信息下做选择。至于选择本身，那是每个家庭的权利和命运。我们只能治病，无法改变别人命运。”
挂断电话后，拉吉夫看着诊室外排队的几十个患者。他们眼中都有同样的对生的渴望。而他手中的K疗法，对一些人可能是希望，对另一些人可能是沉重的负担。
我们只能治病，无法改变别人命运。
拉吉夫心中默念这句话。
最终，患者家属放弃治疗，他们认为不值得。
……
苏黎世会议十天后，欧盟委员会卫生总司发布了一份长达八十页的《关于特定突破性医疗技术数据跨境传输的临时指导原则》。
这份文件没有修改GDPR，但创设了一个特殊通道：对于经过严格评估的、能显着改善无药可治患者生存的创新疗法，允许在满足以下条件时进行必要的数据跨境传输：
数据接收方必须通过欧盟的数据安全认证； 传输的数据仅限于临床决策必需的最小范围； 设立联合监督委员会，欧方拥有数据访问的实时监控和一票否决权； 所有数据在欧盟境内必须有完整镜像存储； 三年后重新评估，根据技术发展决定是否延续或修改。
这是妥协，但也是突破。”温莎女士在电话里对黄佳才说，“接下来就看你们能否满足那些苛刻的认证条件了。”
黄佳才立即组织团队研读文件细节，认证条件确实苛刻：需要建设符合欧盟标准的数据中心，雇佣欧盟认证的安全专家，接受每季度一次的不预先通知审计，以及承担高昂的合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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