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瑞金医院胰腺外科重症监护室，清晨六点。
四十九岁的患者沈国华躺在病床上，腹部因为大量腹水高高隆起，像怀胎七月的孕妇。他的皮肤和眼白已经泛黄，这是梗阻性黄疸，胰腺肿瘤压迫胆管所致。监护仪上的数字并不乐观：心率112次/分，血氧饱和度92%，体温38.5℃。
妻子周敏握着他枯瘦的手，眼睛红肿。过去三个月，他们辗转帝都、魔都，得到的结论都一样：晚期胰腺癌，肝转移，预计生存期三到六个月，已经没有什么方法有效，沈国华从160斤瘦到不足100斤。
“沈先生，周女士。”科主任陈主任带着一位年轻医生走进来，“这位是刚从南都三博医院进修回来的李医生，他带来了一个新方案，或许有效。”
或许有效？
这对沈国华来说，就是救命稻草。
李医生是第一批K疗法三博培训班的中国学员之一，他详细解释了治疗原理、可能的免疫反应、以及最关键的一点：成功率。
“K疗法没有治疗胰腺癌的先例，不久前才刚刚转向胰腺癌，实际成功率未知，根据现有的理论数据推测，K疗法对胰腺癌的总体有效率约35%，完全缓解率不会到5%。沈先生的情况更复杂，已经出现肝转移和黄疸，有效率可能更低，估计在15%到20%之间。”李医生的语气平静而坦诚，“而且，因为腺病毒需要经过肝脏代谢，您目前的肝功能状况可能影响药物分布和疗效。”
沈国华的声音虚弱但清晰：“不做的话，我还有多久？”
“很难精确预测，但以过往的经验，可能一到两个月，同样这是理论预测。”
“做的话，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有效，肿瘤可能缩小，黄疸缓解，疼痛减轻。最好的情况是获得手术机会，但概率很低。”李医生没有美化，“最坏的情况是治疗无效，或者引发严重免疫反应，加速病情进展。”
周敏眼泪又涌出来：“李医生，我们愿意试，多少钱我们都……”
“费用不是问题。”李医生打断她，“沈先生作为难治性病例，治疗费用由他们的科研基金承担，我们现在需要决定的是治还是不治。”
沈国华看着天花板，沉默了足足一分钟，监护仪的滴答声在病房里格外清晰。
“治！”他最终说，“15%的机会，也比如等死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不如拼一把。”
“好，那我给你安排！”李医生说。
沈国华的血红蛋白只有78g/L，白蛋白28g/L，肝功能多项指标异常，总体情况非常不乐观，不适合做任何对身体有打击的治疗。
但是K疗法比起其它治疗方案，他对患者的耐受能力要求很低，而且K疗法需要大量患者来验证它最终的边界在哪里。
中午十二点，南都三博研究所远程会诊中心。
杨平、宋子墨、徐志良、唐顺、陆小路以及远在清华的陈永年院士，通过视频连线共同会诊。沈国华的全部数据：基因测序、影像资料、生化指标同步显示在大屏幕上。
“肿瘤细胞确实高表达那个罕见受体，这是好消息。”杨平指着靶点检测数据，“坏消息是，他的中和抗体检测显示对腺病毒5型有高滴度预存免疫。如果使用标准制剂大部分载体可能在进入肿瘤前就被清除。”
陈院士调出混合载体库的数据：“他同时对腺病毒26型和35型抗体阴性，我们可以用26型载体，这是我们改造后靶向性最好的版本之一。但问题是26型载体的生产工艺还在优化，目前只有实验室级产量，只够一次治疗。”
“一次机会。”宋子墨沉吟，“如果失败，就没有第二次尝试的可能。”
徐志良补充：“而且……新载体……的长期安全性数据不足，虽然……动物实验显示良好，但人体……应用还是首次。”
大家面对着医学创新中最常见的伦理困境：是用还不够成熟的新技术去拯救一个几乎没有其他希望的患者，还是等待更多验证，但患者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
“杨教授，您决定。”陈院士最终说，“这是您的患者，您的技术。”
对于新的K疗法，陈院士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原材料”供应商而已。
杨平看着屏幕上沈国华的影像资料，肿瘤像一只邪恶的八爪鱼，盘踞在胰腺头部，触须已经伸向肝脏、侵犯血管。这是一个典型的、教科书式的晚期胰腺癌病例，代表着实体瘤治疗中最坚固的堡垒之一。
“用新载体。”杨平的声音很平静，“需要提前准备好免疫抑制预案，预防可能的细胞因子风暴；告知患者和家属，这是全球首例使用该载体的治疗，风险未知。”
决定作出后，陈院士立刻安排将实验室仅有的两瓶26型载体制剂通过专机送往南都，制剂保存在零下80度的液氮罐中，三博研究所将利用26型载体基因重组K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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