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胡适又遇见了Smpson教授，又聊到了这个问题。这位教授说：“此言可左右其义，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谓‘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他耐心地给胡适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为醉酒而有辱于路人，对方如果拔剑而起，那么，做哥哥的是保卫喝醉的弟弟呢，还是置之不顾呢，抑或帮助受辱者？这个教授其实也是在表达他对“My country”的理解，他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
但，无论这个并不伦类的例子，还是他的结论，都难让人苟同。兄弟是血缘，而个人与国家并无这种关系，这个比喻是跛脚的。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出生地并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国而论，任何人如果在美国出生，就可以是美国人，而他的父母却可能不是。同样，一对美国夫妇也可以收养一个他国儿童，只要儿童的父母或国家同意。因此，把“My country”视为“父母之邦”，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状况。
何况，即使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老的《诗经》还有“适彼乐土，誓将去汝”的意识。更何况，依这两位北美人士的说法，又何以解释他们的先辈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本邦而来北美？这分明是“誓将去汝”的跨国现代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用脚投票”。它的精神内涵应当这样表述：“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
可是，胡适似乎被侃晕了，听了这位先生和女士的话，联想到自己对故国的情愫，便在7月26日的日记中做了自我检讨：“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
好在胡适写完这篇“师友匡正”的日记后，仍然思考这个问题。同一天他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吾亦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者，则是另一问题。”
在此，胡适再一次匡正了自己。“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矣；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矣。”
这是胡适经过一个大转折后，自我更新，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对自己国家的有一说一，包括批评，是爱国的表现，也是世界公民的表现。这正是开头那句诗的表白：“彼爱其祖国最挚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留学时的胡适是一个超越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在其后的日记中，他用英文抄录了一些大同主义的先哲格言。比如“当有人问及他是何国之人时，第欧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苏格拉底说他既不是一个雅典人也不是一个希腊人，只不过是一个世界公民”，等等。胡适亦以此自许，但并不妨碍他同时也是爱国的。当然，他的爱国同那些不问是非的“血缘爱国”不同，更多是超越其上的“道义爱国”。
毫无疑问，如果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在各国人民的交往中，如果不问是非，只问是何国。自己国家错的也是对的，别的国家对的也是错的，国与国和各国人民的交往还能存在吗
20世纪末，世界经济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受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为桥梁与纽带，在政治、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联系得到加强，进而使世界各国成为一个互相依存的整体。进入21世纪，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今世界，业己是一个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被众多学者们描述为“全球公民社会”、“世界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体”、“地球村”、“世界共和国”等等。
全球化对所有国家及其国民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不论是哪个民族或哪个国家的哪个人，都将从一国的“国民”或“公民”变成全球的“村民”或世界的“公民”。全球化造就了“世界公民”的角色需求。“世界公民”要求一国的公民要具有面向世界的观念和相应的能力，不仅要履行作为世界一员的义务，还要在国家和全球的双重范畴下寻求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世界公民乃是人类一种古老的情怀。正如人既有爱国之情，亦有兼爱之心，哪怕它们有时是矛盾的。
胡适的故事对今天仍有启示。爱国之心并不妨碍世界公民的是非之辨。国家犯错，列国都有。国家运作假如和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样的冲突当今世界比比皆是，又假如冲突的责任是在自己，公民为什么不可以批评？超越国家民族利益，转而从兼爱之心亦即从世界公民的角度，分清是非，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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