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应该能够记得，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有人因为写了封信，而立时变得声名显赫。有人参加考试时什么都不会，挖空心思在其考卷写几个不相干的字，交了白卷，竟成为了白卷英雄。
劳乃宣是不是想这样呢？是不是想抓住机会，逢迎意旨，仰承颜色，以猎取功名富贵呢？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一遇有合适的气候和舞台，就会跳出来表演。
劳乃宣的“大作”和给赵、周、徐三位遗老的信，当然都如他所愿的到了袁世凯的手中。
劳乃宣的苦心还真没白费，袁世凯看后虽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却对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当参政吧！”
这件事传了出去。作为共和国的大总统袁世凯，不但不旗帜鲜明的反对劳乃宣的一派胡言，反而要请他为参政。这很容易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说明劳乃宣说出了袁世凯的心声，说明袁世凯是支持复辟的。
于是很快，鼓吹复辟成为了登龙术，成为当时北京官场投机取巧的一条捷径，许多人都附和这个主张。
劳乃宣接到徐世昌电报，请他赴京任参政，马上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了济南，准备转道进京，要为他倡导的复辟而大显身手。
可是在济南却听说北京正闹着“检举复辟” 的案子，被检举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此人恰是附和劳乃宣的主张而请求“还政清室”。
听到这个消息，劳乃宣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实在搞不清楚袁世凯的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考虑了一整天，“车不落险地”，觉得此行风险实在太大，决定还是返回青岛观望一个时候为妙。
既然主张复辟成了升官捷径，于是乎，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
除了宋育仁的“还政清室”说，还有刘廷琛的“复礼制馆书”，宋育仁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
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宋育仁（1857－1931），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检讨。
刘廷琛（1868—1932） ，字幼云，晚号潜楼老人，江西德化县人。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于乡，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进士。
曾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总监督（北大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曾于宣统元年向溥仪进讲。
在北大校长一任上贡献最大，是我国近代开创分科教学第一人。
刘廷琛受其父刘云樵影响，擅写草书。书法作品为许多收藏家珍藏。青岛“礼贤中学校”、“谦祥益”及九江县陶渊明纪念馆 “望古遥集”、“羲皇上人”枋额、《靖节先生祠堂记》碑刻，均为刘氏所书。刘廷琛亦擅诗及作文，有《潜楼文稿》等着作行世。
鼓吹复辟的谬说越发猖獗，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世凯，义正辞严，力辟邪说。
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
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世凯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世凯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为人。
复辟袁世凯是欢迎的，但“还政清室”，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袁世凯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他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呼声鼎盛，袁世凯乃不得不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
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
查办本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料宋育仁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急于立功，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对他指名道姓检举揭发。这样一来江朝宗不能不公事公办，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
马车夫对宋育仁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
宋育仁心惊胆颤地去见到了江朝宗。
江朝宗含笑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育仁应命写来：“劳乃宣着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育仁的应变之才，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一变而为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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