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及其追随者，极力赞美孔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教化的结晶，“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宣扬孔教是中国的“国魂”，宣扬“欲不亡中国乎?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
孔教会和社会上的尊孔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赞扬。
他赞美道：“孔教之于中国，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孔孟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古代而常新。”他下令学生恢复读经，强调“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至其用”。
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中的有识之士，对这股尊孔复古风进行了抵制。一九一二年七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会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因为与当时的大气候，没有获得通过。
但由于蔡元培等力争，最后达成妥协：“这个方案不颁行，但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子的条文”。这样，学校拜不拜孔都可以。
但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此令一出，各种尊孔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
这个时候，袁世凯还要受到方方面面的牵制，做事还有所忌惮。其尊孔还比较掩饰，没有在全社会公然提倡“尊孔读经”，只是从道德层面提出问题。但是，到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认为他的江山已经很牢固，已经无所顾忌了。
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六点半抵达孔庙。
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过了几天，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五千元相助。
遗老们借机发出请愿书，要求袁世凯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尊孔叫嚣在民国初年掀起一股复古逆流，为袁世凯后来的复辟帝制活动推波助澜，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复辟潮，给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但是，搞倒退是不会长久的，仅仅几年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喊遍全国，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繁荣。
这股尊孔复古思潮，也就逐渐消声匿迹了，此为后话。
谈到复辟，有一个人是必须要介绍的，——劳乃宣。
劳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又山东省武定府阳信）。中国近代音韵学家。
他是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劳乃宣坚持“本旧律之义，用新律之体”的修律方针，主张凡属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都纳入新刑律之中。他的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表现，目的在于抵制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维持封建君主专制。
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曾上书请取缔义和团。
民国成立后，他反对民主共和，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
民国三年，在一片复古大潮中，劳乃宣预感到时机成熟，便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
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
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
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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