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的初春，莫斯科河畔的积雪开始消融，露出底下灰褐色的泥土和去冬残留的枯草。
空气里依然带着寒意，却已不再那般刺骨，反而夹杂了一丝万物复苏的、潮湿的生机。
克里姆林宫上空，曾经飘扬红旗的地方，如今是白蓝红的三色旗，在料峭春风中猎猎作响，像一个略显仓促而忐忑的新生儿。
伊万诺夫家族的祖宅也似乎从冬日的沉寂中苏醒过来。
仆人们忙碌着进行春季扫除，窗户被擦得明亮，试图驱散旧时代留下的最后一丝阴霾。
然而，宅邸内的气氛却并非全然轻松。
一种无形的适应新规则的压力，弥漫在空气中。
阿列克谢的书房里，电话和传真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忙。
他不再穿着笔挺的军装，而是换上了剪裁精良的深色西装，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游走在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新贵，而非曾经的军人。
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来自新政府各部门的文件、待审的商业合同，以及关于前苏·联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的内部简报。
“乌拉尔机械厂，”阿列克谢将一份文件推向坐在对面的虞笙，眉头微蹙，“曾经的重型军工骨干，现在负债累累，几千工人等着发工资。新政府想把它当作试点甩卖掉。”
虞笙接过文件快速浏览，指尖划过那些触目惊心的负债数字和冗长的设备清单。
“底子还在，”她抬起眼，目光冷静，“精密加工能力和部分特种钢材的配方是无形资产。
关键是要剥离冗余，找到新的市场方向。”
“我正在推动成立一个跨部门的产业转型基金，”阿列克谢用手指敲了敲桌面，“名义上是帮助这些大型国企渡过难关，实际上……”
他没有说下去，但虞笙明白，这是在合法的框架下，以极低成本吸纳优质资产的最佳时机。
伊万诺夫家族凭借提前海外布局的资金和阿列克谢在新政权中逐渐稳固的地位，正好可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盛宴中分得最大的一块蛋糕。
“需要可靠的经理人，”虞笙提醒道，“旧体制下的管理者，未必懂得如何在新的市场里生存。”
“格里戈里推荐了几个人，都是从基层爬起来，头脑灵活，又对家族忠诚的。”阿列克谢点点头，“你帮我最后把关。”
这便是他们如今相处的方式。
他冲锋在前，在新旧交替的混乱中开拓疆土。
她坐镇后方，运用她的智慧和远见，为他梳理脉络，规避风险，确保伊万诺夫这艘大船在充满暗礁的新航道上平稳前行。
他们是未婚夫妻，是爱人，更是最契合的盟友。
除了协助阿列克谢，虞笙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她以“伊万诺夫夫人”的身份，低调地维系着与那些已经在新政府、新议会中占据位置的“老关系”的联络。
偶尔在一些非正式的沙龙或家庭宴会上，她能捕捉到许多官方渠道无法获取的信息。
这些信息，经过她的筛选和分析，有些成为阿列克谢决策的依据。
有些则通过只有她和国内知晓的绝密渠道，悄然传递回去。
一天下午，娜斯塔西娅来访。
她比之前消瘦了些，但精神很好，穿着时下莫斯科开始流行的西式套装，脸上带着忙碌带来的光彩。
“虞！我现在在一家新成立的贸易公司工作！”娜斯塔西娅兴奋地拉着虞笙的手，“主要是从芬兰进口日用品和食品。
天呐，你不知道我们的货有多抢手！我终于不用再为了一块黄油排几个小时的队了！”
她叽叽喳喳地说着市场上的见闻，普通人生活的艰难与新商机的涌现。
虞笙微笑着听着，递给她一块刚烤好的，还抹了果酱的面包。
娜斯塔西娅的变化，正是这个时代无数俄罗斯人挣扎与求存的缩影。
旧的生活保障崩塌了，新的生存法则正在血与泪中野蛮生长。
送走娜斯塔西娅后，虞笙收到了一封通过特殊渠道转来的没有署名和落款的信。
信纸是普通的白色打印纸，内容是用一种古老的只有极少数人能看懂的密码写就。
她回到书房，反锁上门，才小心地开始破译。
信的内容很简短，先是通报了最后一批抵达国内的科学家已妥善安置，并开始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随后，提到了那笔由“幽灵198”汇回的巨额资金，在国家最需要外汇的时期，起到了定海神针般的效果。
它支撑了数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的推进。
最后，是对她个人在特殊历史时期所做的卓绝贡献，内容里是不带任何修饰词的肯定。
信的末尾，只有一行小字：家中一切安好，望你珍重，放手前行。
虞笙将信纸凑近烛台，看着火苗缓缓吞噬掉那些无声却重逾千钧的文字，直到化为灰烬。
心里没有激动，没有泪水，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和一丝淡淡的远离故土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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