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宽容批复，像冬日里一道难得的暖阳，让林越在北沧州的位置变得更加清晰而稳固。虽无正式官衔，但“实务协理”的名分和宋濂明白无误的支持，让他得以更顺畅地介入州内诸多具体事务。抗蝗的余波渐平，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灾后重建与冬春生产的准备，而一个比蝗灾更为日常、却也更为根本的问题，逐渐浮现在林越眼前——铁。
这年头的铁，太精贵，也太不经用。
秋收过后，北境各乡报损的农具清单陆续汇总到州衙户房。犁头磨损、锄头崩口、镰刀卷刃……数目触目惊心。许多农户，一把铁锄头要用上好几年，磨得只剩薄薄一片也不舍得扔，断了裂了，凑合着绑绑继续用。稍微宽裕些的，想添置件新农具，市面上的铁器价格又让人望而却步。州城里的铁匠铺倒是有几家，叮叮当当从早响到晚，可打出来的物件，好坏全凭老师傅的手艺和心情，价格还不便宜。至于官营的铁冶所？那是专供军器、大型工程和官府用度的，与普通百姓隔着十万八千里。
林越是在巡查城西一处正在修缮沟渠的工地时，对此事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几个民夫正在用铁镐刨着冻得硬实的土，叮当声中，一个民夫手里的镐头“咔嚓”一声，竟然从中间断裂了！那民夫看着手里只剩半截木柄和一小段残铁的镐头发愣，黝黑的脸上满是心疼和无奈。工头骂骂咧咧地过来查看，却也只得让那民夫先去一边歇着，等着换工具——可替换的工具，也不多了。
“这铁，脆得很！”工头见林越过来，诉苦道，“看着黑黝黝一块，使不了多大劲就崩了、断了。官坊里流出来的好些铁料也这样，杂质多，不经打。咱们这修渠，最费的就是镐头、铁锹，照这么个坏法，工期都得耽误！”
林越蹲下身，捡起那断成两截的镐头。断口处参差不齐，颜色灰暗，夹杂着一些明显的、颜色略异的杂质颗粒。他用手掂了掂，又敲了敲，声音沉闷。这铁的质量，确实堪忧。以他有限的历史知识，明朝中后期的冶铁技术虽已相当成熟，但受限于矿石品位、燃料（多为木炭或劣质煤）、鼓风技术以及精炼工艺，生铁含杂质多、性能脆硬是普遍问题。熟铁和钢的产量低、成本高，难以普及。
“这样的铁器，市面上卖多少钱一件？”林越问。
工头叹了口气：“就这把镐头，若是新打的，少说也得二百文往上！够买好些粮食了！寻常农户，一年到头也添置不起几件新铁器。所以都省着用，坏了修，修了再坏，实在不能用了，攒着那点废铁，等货郎来收，或者凑一起请铁匠打个新的，还得自己备炭火，工钱另算……”
铁，是生产力的筋骨。农具、工具、乃至日常用的锅铲刀剪，都离不开它。铁器的普及程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耕种效率、手工业水平和百姓生活。北沧州并非不产铁，州境西北的山里就有小型的民间矿坑和土法冶炼炉，但产出有限，质量不稳，且多为地方豪强或特定匠户把持，流通不畅，价格高昂。
一个念头在林越心中逐渐清晰：想要真正改善民生，提高生产效率，推广相对先进、能提高产量和质量的冶铁技术，或许是一条绕不开的路。这比推广深耕、养鸭更复杂，涉及的利益方更多，技术门槛也更高，但一旦做成，影响将更为深远。
他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先花了几天时间，带着铁蛋和两个对工矿有些兴趣的分斋学生，以“核查矿冶以备修缮”为由，请州衙开了份文书，去城外的铁匠铺和更远些的民间小矿坑、土炉转了转。
所见所闻，让他对现状有了更深的了解。铁匠铺的老师傅手艺精湛，但对铁料来源和质量控制无能为力，全凭经验“看火候”、“听声音”，好的铁料打出来的东西自然耐用些，次的铁料就只能将就。而那些散布在山坳里的土法冶炼炉，更是粗放得惊人：就地挖个土坑或垒个简易石炉，将开采的、仅经过粗略破碎和淘洗的铁矿石，与木炭（或本地一种烟大灰多的劣质煤）层层交替填入，点火鼓风。鼓风用的是笨重的木制风箱，需要两三个壮汉轮流拉动，费力而风量不稳。冶炼过程全凭炉工看火焰颜色和经验判断，出炉的生铁砣（俗称“海绵铁”）杂质多，含碳量不均匀，脆硬难加工，需要铁匠反复锻打、渗碳（或脱碳）才能勉强使用，成品率低，费时费力。
“师傅，为啥不用更好的炭？或者把矿石砸得更碎些，多淘洗几遍？”林越问一个满脸煤灰的老炉工。
老炉工用脏兮兮的袖子抹了把汗，瓮声瓮气道：“好炭？那得是青冈木烧的炭，贵哩！山里木头现在也不让随便砍了。这煤便宜，凑合用呗。矿石？砸碎不要力气？多淘洗？那得费多少水、多少工夫？出铁慢，东家（指矿主）不答应。反正打出来的铁，能卖出去就行。”
另一位老铁匠则抱怨：“送来啥料，咱就打啥。有时候送来一炉铁，里面疙瘩（指未充分反应的矿石或杂质块）多得吓人，一锤子下去就裂，还得扣咱工钱！要是能有那种又韧又硬、杂质少的‘好钢’料，咱也能打出更锋利好用的家什，可那玩意儿，听说只有官府的大炉子，或者南边一些地方才有，贵得没边儿！”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