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单的灰烬在冰冷的空气中打着旋，最终无声地落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与周围肮脏的环境融为一体，再无痕迹。但那几句简短的讯息，却像烧红的烙铁，在基莫、拉苏和托尔比的心头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可印。三日内，备好后续。静候。”
等待并未结束，只是进入了更紧张、更具指向性的阶段。那几张粗糙传单的出现，像一道微弱但确凿的闪电，短暂地照亮了他们身处黑暗迷宫的路径，也照亮了前方更浓重的风险。印刷即将进行，意味着真相将以更具体、更可传播的形式被复制、被散播，也意味着来自当局的压制和搜捕，将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更加疯狂地扑来。
阁楼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原本就稀缺的交谈几乎完全停止，连眼神交流都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重。每一点风吹草动——楼下醉汉格外响亮的吵闹，夜间街道上突兀的马车声，甚至老鼠在夹层里跑动的窸窣声——都会让他们瞬间警觉，手不自觉地摸向身边的“武器”：托尔比的猎刀，拉苏的短铳（尽管受潮后可靠性存疑），基莫的那截短木棍。睡眠变成了一种奢侈的折磨，一点点声响就能将他们从浅眠中惊醒，长时间保持警惕带来的精神紧绷，比肉体上的饥饿和寒冷更消耗人。
托尔比的“巡视”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他不再满足于鲑鱼巷周边，开始将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几个贫民街区，甚至冒险接近更繁华一些的街道边缘，观察警察巡逻的规律，留意是否有陌生的、气质迥异的面孔在附近出没。他带回来的消息不容乐观：港口区和主要街道的巡逻明显加强了，尤其是对“可疑的外地人”的盘查；一些小道消息在底层流传，说上面下了严令，要清查“煽动性印刷品”和“散布谣言者”；甚至有人在酒馆吹嘘，说提供“北方逃犯”或“印刷反贼”的线索，能拿到不菲的赏金。风声越来越紧。
拉苏则更专注于从老卡勒店里那些醉醺醺的、充满怨气的闲谈中，剥离出可能有用的信息。他发现，抱怨俄国人、抱怨税赋、抱怨物价上涨的声音越来越普遍，但大多停留在口头发泄，缺乏明确的指向和行动。然而，他也偶尔能捕捉到一两个压得极低的、提到“北方”、“萨米”、“报纸”等字眼的片段，说话者往往很快意识到失言，迅速转移话题或陷入沉默。这说明，伊尔玛利事件并非全无涟漪，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消息灵通或心怀异志的小圈子里，已经激起了暗流。但这些暗流何时能汇聚成一股力量，无人知晓。
基莫大部分时间留在阁楼。他负责用约翰逊律师留下的那点钱，在确保不引起注意的前提下，购买最必要的食物——通常是让那个沉默寡言、似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跛脚杂役（老卡勒指派给他们跑腿的）带回来。他也利用这相对“安全”的时间，仔细检查、保养他们仅有的几样东西：用最后一点动物油脂小心擦拭母亲留下的银牌，尽管它并不需要特别的保养；将短木棍的一端在粗糙的砖墙上磨得更尖利一些；反复思考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如何利用这狭小空间和有限的物件进行防卫或拖延。更多的时候，他坐在那扇脏污的小窗前，望着外面那一线被挤压的天空，思绪却飞回了遥远的北方，飞回了那片广阔的、被冰雪覆盖的苔原，飞回了燃烧的营地，飞回了阿赫蒂大叔倒下的身影，飞回了林德先生印刷机有节奏的轰鸣声……这些画面交织成一股灼热而沉重的力量，压在他的心头，也支撑着他，在这肮脏、危险、令人窒息的等待中，保持着一丝近乎顽固的清醒。他知道，他们此刻的隐匿、忍耐，甚至恐惧，都与那片遥远的土地、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些被掩盖的呼喊紧密相连。这联系如同无形的绳索，勒进肉里，带来痛楚，也防止他们在黑暗中迷失。
第二天黄昏，那个曾送信和食物的女仆再次出现。这次她没有上楼，只是在楼下嘈杂的喧嚣中，巧妙地塞给正在柜台边佯装喝酒的拉苏一个揉成小团的纸片，然后像一滴水融入大海般，消失在拥挤的酒客中。纸团上只有更简短的一句话：“明夜，货到。老地方，老信号。备接应。”
“货到”——是印刷好的报纸？还是印刷所需的纸张油墨？“老地方”显然指南港旧船坞第三栈桥。“备接应”——意味着可能需要他们协助搬运或转移。
“看来就是明晚了。” 拉苏将纸团烧掉，灰烬混入地上的尘土。他的脸色在油灯光下显得格外严峻，“‘接应’……可能东西不少，或者，情况有变，需要人手确保转移安全。”
托尔比沉吟道：“旧船坞地形对我们不利。栈桥是死路，两边空旷，一旦被堵，很难脱身。如果‘货’数量大，搬运需要时间，风险更大。”
“但必须去。” 基莫低声道，语气出乎意料地坚定，“这是最后一步了。印刷好的报纸，必须拿到，必须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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