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单的灰烬在冰冷的空气中打着旋,最终无声地落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与周围肮脏的环境融为一体,再无痕迹。但那几句简短的讯息,却像烧红的烙铁,在基莫、拉苏和托尔比的心头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可印。三日内,备好后续。静候。”
等待并未结束,只是进入了更紧张、更具指向性的阶段。那几张粗糙传单的出现,像一道微弱但确凿的闪电,短暂地照亮了他们身处黑暗迷宫的路径,也照亮了前方更浓重的风险。印刷即将进行,意味着真相将以更具体、更可传播的形式被复制、被散播,也意味着来自当局的压制和搜捕,将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更加疯狂地扑来。
阁楼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原本就稀缺的交谈几乎完全停止,连眼神交流都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重。每一点风吹草动——楼下醉汉格外响亮的吵闹,夜间街道上突兀的马车声,甚至老鼠在夹层里跑动的窸窣声——都会让他们瞬间警觉,手不自觉地摸向身边的“武器”:托尔比的猎刀,拉苏的短铳(尽管受潮后可靠性存疑),基莫的那截短木棍。睡眠变成了一种奢侈的折磨,一点点声响就能将他们从浅眠中惊醒,长时间保持警惕带来的精神紧绷,比肉体上的饥饿和寒冷更消耗人。
托尔比的“巡视”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他不再满足于鲑鱼巷周边,开始将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几个贫民街区,甚至冒险接近更繁华一些的街道边缘,观察警察巡逻的规律,留意是否有陌生的、气质迥异的面孔在附近出没。他带回来的消息不容乐观:港口区和主要街道的巡逻明显加强了,尤其是对“可疑的外地人”的盘查;一些小道消息在底层流传,说上面下了严令,要清查“煽动性印刷品”和“散布谣言者”;甚至有人在酒馆吹嘘,说提供“北方逃犯”或“印刷反贼”的线索,能拿到不菲的赏金。风声越来越紧。
拉苏则更专注于从老卡勒店里那些醉醺醺的、充满怨气的闲谈中,剥离出可能有用的信息。他发现,抱怨俄国人、抱怨税赋、抱怨物价上涨的声音越来越普遍,但大多停留在口头发泄,缺乏明确的指向和行动。然而,他也偶尔能捕捉到一两个压得极低的、提到“北方”、“萨米”、“报纸”等字眼的片段,说话者往往很快意识到失言,迅速转移话题或陷入沉默。这说明,伊尔玛利事件并非全无涟漪,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消息灵通或心怀异志的小圈子里,已经激起了暗流。但这些暗流何时能汇聚成一股力量,无人知晓。
基莫大部分时间留在阁楼。他负责用约翰逊律师留下的那点钱,在确保不引起注意的前提下,购买最必要的食物——通常是让那个沉默寡言、似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跛脚杂役(老卡勒指派给他们跑腿的)带回来。他也利用这相对“安全”的时间,仔细检查、保养他们仅有的几样东西:用最后一点动物油脂小心擦拭母亲留下的银牌,尽管它并不需要特别的保养;将短木棍的一端在粗糙的砖墙上磨得更尖利一些;反复思考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如何利用这狭小空间和有限的物件进行防卫或拖延。更多的时候,他坐在那扇脏污的小窗前,望着外面那一线被挤压的天空,思绪却飞回了遥远的北方,飞回了那片广阔的、被冰雪覆盖的苔原,飞回了燃烧的营地,飞回了阿赫蒂大叔倒下的身影,飞回了林德先生印刷机有节奏的轰鸣声……这些画面交织成一股灼热而沉重的力量,压在他的心头,也支撑着他,在这肮脏、危险、令人窒息的等待中,保持着一丝近乎顽固的清醒。他知道,他们此刻的隐匿、忍耐,甚至恐惧,都与那片遥远的土地、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些被掩盖的呼喊紧密相连。这联系如同无形的绳索,勒进肉里,带来痛楚,也防止他们在黑暗中迷失。
第二天黄昏,那个曾送信和食物的女仆再次出现。这次她没有上楼,只是在楼下嘈杂的喧嚣中,巧妙地塞给正在柜台边佯装喝酒的拉苏一个揉成小团的纸片,然后像一滴水融入大海般,消失在拥挤的酒客中。纸团上只有更简短的一句话:“明夜,货到。老地方,老信号。备接应。”
“货到”——是印刷好的报纸?还是印刷所需的纸张油墨?“老地方”显然指南港旧船坞第三栈桥。“备接应”——意味着可能需要他们协助搬运或转移。
“看来就是明晚了。” 拉苏将纸团烧掉,灰烬混入地上的尘土。他的脸色在油灯光下显得格外严峻,“‘接应’……可能东西不少,或者,情况有变,需要人手确保转移安全。”
托尔比沉吟道:“旧船坞地形对我们不利。栈桥是死路,两边空旷,一旦被堵,很难脱身。如果‘货’数量大,搬运需要时间,风险更大。”
“但必须去。” 基莫低声道,语气出乎意料地坚定,“这是最后一步了。印刷好的报纸,必须拿到,必须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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