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彼得罗夫将一杯冒着热气的黑咖啡放在橡木办公桌上，然后退到窗边，双手背在身后，望着总督府院内凋零的冬景。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晃，石板路上结着薄冰，几个穿着厚重军大衣的士兵缩着脖子匆匆走过。这是1880年2月10日，赫尔辛基的冬天依然严酷，但白天已经明显变长，下午四点的天色不再是彻底的黑暗，而是沉郁的深蓝。
办公室里的另一个人——第三厅特派员格奥尔基——没有碰那杯咖啡。他坐在办公桌对面的高背椅上，身体微微前倾，双手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金丝眼镜后的眼睛锐利地打量着彼得罗夫，像鹰在评估猎物。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关于特别状态实施一年半的评估及调整建议》，落款是彼得罗夫的名字。
“你的报告我看了三遍。”格奥尔基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文笔很好，数据详实，论证严谨。如果我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会给你最高分。但很遗憾，彼得罗夫调查员，这里不是大学课堂，是芬兰总督府。你的‘建议’——如果那能被称为建议的话——天真得令人发笑。”
彼得罗夫转过身，面对格奥尔基。他今天穿着司法部的深色制服，头发梳理整齐，胡子修剪得体，努力维持着帝国官员应有的体面和镇定。但内心深处，他能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冰冷的恐惧，像细小的冰针，刺在脊椎上。与格奥尔基的对峙，从来不是愉快的经历。
“格奥尔基特派员，”彼得罗夫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我的报告基于事实和数据。特别状态实施十八个月，帝国在芬兰的驻军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而芬兰对帝国的税收贡献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地下抵抗活动从集中转为分散，从公开转为隐蔽，从破坏转为渗透和保存。国际舆论持续恶化，德国和英国议会的质询频率在增加。这些都不是‘天真’的臆想，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事实？”格奥尔基微微扬起嘴角，那是一种冰冷的、居高临下的微笑，“彼得罗夫调查员，你似乎混淆了‘事实’和‘表象’。是的，开支增加了，那是因为我们在建设——铁路、港口、学校、医院，这些都需要投资。税收暂时下降了，那是因为过渡期的阵痛，等经济结构调整完成，税收会成倍增长。抵抗活动‘分散隐蔽’？那正是他们虚弱的证明，像受伤的野兽躲进洞穴舔舐伤口，而不是在战场上与我们正面交锋。国际舆论？欧洲那些伪君子的口水，什么时候淹死过真正的强者？”
他从文件中抽出一页，用修长的手指点了点：“而你的‘建议’——逐步放松语言管制，赦免非暴力政治犯，恢复部分地方议会功能，甚至考虑在‘适当时候’与抵抗组织‘对话’——这不是调整策略，这是投降。是向那些恐怖分子、分离主义者、反俄分子传递一个信号：帝国的意志是可以动摇的，暴力是有效的。如果按你说的做，彼得罗夫调查员，我向你保证，六个月后，芬兰不会更平静，只会更混乱；抵抗不会减弱，只会更猖獗。因为你给了他们希望，而希望，是叛乱最好的燃料。”
彼得罗夫感到一股热血冲上头顶。他努力控制，但声音还是提高了一些：“格奥尔基特派员，你所说的‘建设’，是俄国移民的社区，俄国官员的住宅，俄国军人的营房。芬兰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土地被占领，自己的房屋被征用，自己的学校被关闭。你所说的‘经济调整’，是芬兰工厂被俄国资本控制，芬兰资源被运往圣彼得堡，芬兰工人失业。你所说的‘受伤的野兽’，正在苔原上建立根据地，在监狱里传播思想，在国外争取支持。而国际舆论，在电报和报纸的时代，已经能影响股市、外交、甚至战争的决定。忽视这些，不是坚强，是盲目。”
“够了。”格奥尔基的声音冷了下来，眼镜后的眼睛微微眯起，“彼得罗夫调查员，我欣赏你的……热情。但热情不能替代现实。现实是，帝国拥有一亿人口，最强大的陆军，正在现代化的海军。而芬兰，八十万人口，没有军队，没有盟友，只有一些躲在洞穴和森林里的恐怖分子，和一些在国外摇笔杆子的流亡者。现实是，时间在我们这边。每过去一天，俄国移民就多一些，俄语学校就多一批，芬兰人的记忆就淡一些。十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芬兰将完全融入帝国，就像乌克兰，就像白俄罗斯，就像高加索的那些部落一样。到那时，你说的‘抵抗’、‘文化’、‘自治’，都会变成历史书里模糊的脚注，只有学者才会在无聊时翻看。”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站在彼得罗夫身边，望着同样的冬景，但显然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彼得罗夫，你是个法律人，相信条文、程序、谈判。但历史是由力量书写的，不是由条文。特别状态也许不完美，也许有代价，但它是必要的。就像外科手术，切除坏死的组织时，会流血，会疼痛，但这是为了保住整个身体。芬兰就是这个身体上正在坏死的部分，我们需要切除它旧有的、病态的‘自治’意识，植入健康的、忠诚的帝国细胞。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坚定，需要……不惜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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