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索尔伯格站在“芬兰之家”地下印刷工坊的铅字架前，戴着一副用细链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小心翼翼地用镊子从字盘中夹起一个铅制字母“S”，放进手托的排字盘里。他动作很慢，很笨拙，完全不像个熟练的排字工，但异常专注，仿佛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铅字在他手指间冰凉而沉重，每个字母的凸起边缘都因长期使用而磨损光滑，在煤气灯下泛着暗淡的银灰色光泽。
这是1879年8月20日凌晨三点，“芬兰之家”大部分人都已沉睡，只有地下工坊还亮着灯。索尔伯格拒绝了助手埃里克·斯文松的帮助，坚持要亲手排完这篇稿子——莉娜·维尔塔宁写的《地下教室的煤油灯：一个芬兰教师的故事》。稿子不长，只有一千五百字，讲述她如何在特别状态下，在赫尔辛基工人区的地下室里，用一盏煤油灯照明，教二十几个工人的孩子学习芬兰语、历史、算术，直到被捕、审讯、越狱、流亡瑞典的经历。文字朴实，没有煽情，但细节真实：煤油灯冒出的黑烟让孩子们咳嗽，课本是用废纸手抄的，上课时听见俄国巡逻队的脚步声就立刻静默，有个叫米科的孩子总是问“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学校里上课”……
索尔伯格排得很慢。不仅仅是因为不熟练，更因为每个字母、每个单词、每个句子，都像有重量，压在他的手指上，心里。他排到莉娜描述被捕那天的段落：“他们冲进来时，我正在教孩子们唱《我们的土地》。一个士兵用枪托砸碎了煤油灯，玻璃和煤油溅了孩子们一身。一个六岁的女孩吓哭了，士兵对她吼：‘闭嘴！’我用身体挡住她，说：‘她还小，不懂事。’然后他们把我拖出去，孩子们在后面哭。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芬兰语的诗句，在黑暗的走廊里，渐渐远去……”
排到这里，索尔伯格停下来，摘掉眼镜，用袖口擦了擦眼角。他不是容易动感情的人，五十八年的人生，经历过生意失败、亲人离世、政治挫折，早已学会了用理性和计算面对世界。但莉娜的文字，像一根细针，刺穿了他层层包裹的外壳，触碰到里面那个依然会痛、会悲伤、会愤怒的、属于人的部分。
“索尔伯格先生，”埃里克·斯文松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年轻人端着一杯咖啡走下来，“您该休息了。这篇稿子我来排吧，天亮前一定能印好。”
索尔伯格摇摇头，重新戴上眼镜：“不，这篇我必须亲手排。因为……这是一种责任。莉娜老师用笔写下这些，我用手把这些字变成铅字，印在纸上，散发出去，让成千上万的人读到。这就像……传递火种。如果我不亲手触摸每个字母，就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埃里克理解地点头，将咖啡放在工作台边，然后走到另一台手摇印刷机前，开始检查油墨和纸张。他是技术负责人，确保印刷质量是他的职责。过去一个月，在索尔伯格的资金支持和林德主席的人脉帮助下，“芬兰之家”建立了一个小型的、但专业的宣传机器：两台手摇印刷机，一套完整的铅字（包括芬兰语特殊字母?、?），油墨和纸张的稳定供应渠道，以及一个覆盖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等主要城市的秘密发行网络。印刷品主要是小册子、传单、明信片，内容从政治评论到个人故事，从数据分析到诗歌漫画，目标是多角度、多层次、持续不断地向瑞典和欧洲公众呈现芬兰的真相。
但这只是机器的一半。另一半，是索尔伯格在过去几周精心建立的“信息收集-整理-分发”体系。他在赫尔辛基还有三个可靠的联络人：一个是在总督府做文员的远房侄子，定期偷出非机密的行政文件；一个是瑞典驻赫尔辛基领事馆的副领事，同情芬兰，提供外交情报；还有一个是芬兰路德教会的牧师，通过教会网络收集民间见闻。这些信息通过外交邮袋、走私船、乔装的信使，源源不断地送到斯德哥尔摩，由埃里克·斯文松和几个流亡学生整理、翻译、编写，变成印刷品的素材。
“国际反应统计出来了吗？”索尔伯格一边排字一边问。
埃里克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表格：“过去四周，我们在瑞典、挪威、丹麦、德国、英国、法国的四十七家报纸上，共发布了六十三篇关于芬兰的文章或读者来信。其中三十八篇是直接采用我们提供的稿件，二十五篇是记者根据我们的材料自行采写的。主题分布：特别状态暴行二十一篇，个人故事十九篇，经济分析十一篇，历史法律背景八篇，国际呼吁四篇。从读者来信和报纸销售看，个人故事类最受欢迎，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经历，最容易引发普通人的同情。”
“政界反应呢？”
“瑞典议会‘芬兰之友’议员团从九人增加到十四人，自由党在议会提出了‘要求俄国尊重芬兰自治’的动议，虽然被否决，但引发了辩论。英国下议院进行了两次质询，自由党议员格莱斯顿公开批评俄国政策。德国国会也有议员提及，但声音较弱。法国……几乎没有反应。”埃里克顿了顿，“但有个新情况：英国《泰晤士报》驻圣彼得堡的记者发回报道，说俄国宫廷内部对芬兰政策有分歧，温和派认为高压无效，建议调整。这可能是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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