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大厅，3月15日下午三时
辩论进行到第四个小时。大厅拱顶下的空气变得浑浊，混合着雪茄烟味、汗味、旧纸张的霉味。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在争论的人群中切出一道道明暗交界的界限。
博布里科夫总督终于抬起手。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全场瞬间安静。他站起身，没有走向讲台，就站在自己的席位前，声音不大，却像锤子敲在每个人心上。
“诸位，争吵无益。”他说，目光扫过全场，在科尔霍宁和曼纳海姆身上稍作停留，“帝国需要这笔税款，这是沙皇陛下的意志。但我也理解诸位的担忧。这样吧——”
他看向科尔霍宁：“税款可以分期支付，三年付清。第一年八十万卢布，第二年八十万卢布，第三年九十万卢布。这是底线。”
三年付清，压力稍减，但依然沉重。科尔霍宁快速心算：每年约二百二十五万马克，仍占财政收入的三成多。他握拐杖的手在颤抖，不是恐惧，是愤怒压制到极致的生理反应。
“总督阁下，”老议员的声音嘶哑了，“分期支付我们接受。但能否再降低总额？比如，降至二百万卢布？这样每年约一百八十万马克，工厂还能勉强维持，工人不至于大规模失业。”
博布里科夫摇头，动作很慢，但不容置疑：“二百五十万是圣彼得堡定的数字，我不能更改。不过……”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旁听席上那些工厂主，“如果议会顺利通过法案，我可以建议帝国，在关税、技术引进、原料采购等方面给予芬兰企业一定便利。毕竟，杀鸡取卵，智者不为。”
这是交换条件。曼纳海姆心里一紧。用模糊的“政策便利”换取特别税通过，听起来合理，但实质是：先让你们活着，但缰绳在我手里。
科尔霍宁沉默了。整个大厅都在等待他的回应。老人站在那里，背微微佝偻，阳光从他身后照来，在身前地板上投下一个长长的、颤抖的影子。曼纳海姆看见他花白的鬓角渗出细密的汗珠，看见他握拐杖的手背青筋暴起。
“我需要与同僚商议。”科尔霍宁最终说。
“可以。休会一小时。”博布里科夫站起身，深绿色制服的衣摆划出利落的弧线，转身从侧门离开。
实业派议员们涌进休息室。厚重的橡木门一关上，争论就爆发了。
“不能同意！这是勒索！答应了这一次，就有下一次！”
“但分期支付总比一次性付清好！硬抗的话，他们可能直接派兵接管工厂！”
“政策便利只是空话！俄国人什么时候说话算数过？”
“可我们有的选吗？议会外面就有俄国卫兵！”
曼纳海姆站在窗前，望着议会广场。一队俄国卫兵正在换岗，深绿色军装，锃亮的皮靴，肩上的步枪刺刀在午后阳光下闪着寒光。广场对面，几个工人代表聚在一起，朝议会大厦张望，表情焦虑。
“曼纳海姆，你怎么看？”科尔霍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休息室安静下来。十六位实业派议员，从二十八岁的曼纳海姆到七十三岁的科尔霍宁，全都看着他。这个最年轻的议员，在三个月前还只是个激进的理论家，现在却要在一场关乎芬兰工业生死的谈判中提供意见。
曼纳海姆转身，深吸一口气：“我认为，可以接受分期支付，但必须争取明确的补偿条件。不能只是‘政策便利’这种空话。比如，要求帝国书面保证：特别税为战时临时税，战后重新评估。比如，要求减免芬兰工业原料的进口关税，具体比例要写进协议。比如，要求帝国不得在税款支付期间，额外征收其他税费。”
一位老议员摇头，他是赫尔辛基大学的法学教授：“这些条件，俄国人不会答应。他们从不在文件里留下把柄。”
“不争取，就肯定没有。”曼纳海姆说，“而且，我们要利用议会程序，尽可能拖延。每拖延一天，我们就多一天准备时间。查尔斯先生那边可以调整账目，转移部分资金，提前支付一些必要投资。伊万厂长可以加快二号平炉改造进度，造成既成事实。帕维莱宁教授……”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可以把一些敏感的实验设备提前转移。总之，我们要在谈判的同时，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科尔霍宁思考良久。老人走到窗前，望着广场上那些俄国卫兵，望着远处赫尔辛基港的烟囱，望着这座城市在三月残雪中倔强挺立的轮廓。
“好。”他最终说，声音疲惫但坚定，“一会儿复会，我来提这些条件。但估计会被驳回。最后可能还是要在分期支付和模糊承诺之间妥协。曼纳海姆，你准备一下，如果妥协方案出来，你需要发言，给年轻人、给工人、给所有看着这场辩论的人一个交代——我们不是屈服，是生存。”
一小时后，复会。科尔霍宁提出曼纳海姆建议的条件，果然被博布里科夫逐一驳回。
“战后评估可以商量，但书面保证不行。帝国财政政策不宜过于僵化。”总督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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