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彭伯格宅邸书房，1878年3月12日夜
壁炉里的桦木柴烧到第三轮，火焰在铸铁炉栅后跳跃，将书房一侧的墙壁映成暖红色，另一侧则沉在煤油灯晕黄的光晕里。查尔斯坐在巨大的桃花心木书桌后，面前摊开着三本账册：伊瓦洛钢厂深蓝色封皮的那本边角已磨损，凯米河焦炭厂褐色封皮的那本沾着煤灰指印，格里彭伯格家族总账黑色烫金的那本则崭新如仪。
曼纳海姆坐在对面，年轻的脸在灯光下显得苍白。他已经连续三晚只睡四小时，眼里有血丝，但精神紧绷如弓弦。
“特别税的分摊原则，按帝国财政部的惯例，是按资产和利润比例。”查尔斯用一支银质钢笔在草稿纸上计算，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格里彭伯格家族控制的产业，包括伊瓦洛钢厂百分之百股权、凯米河焦炭厂百分之七十五股权、拉普兰矿区百分之六十股权，以及其他配套产业，总资产估值约八百万马克，占芬兰工业总资产的三成左右。”
他在纸上写下数字：。
“按此比例，我们要承担特别税总额的三成，即七十五万卢布，约合二百零二万五千马克。”笔尖顿了顿，“但这是理论值。实际上，俄国人会要求‘富人多担’，实际分摊可能达到四成，即一百万卢布，二百七十万马克。”
曼纳海姆倒吸一口凉气：“二百七十万马克……这相当于家族去年净利润的……”
“百分之六十八。”查尔斯平静地说出数字，在纸上圈出，“支付之后，我们只能勉强维持运营，没有余力进行任何新的投资。二号平炉改造要停，褐煤炼焦升级要停，拉普兰矿区二期开发要停。而且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数字。”
他翻开黑色总账，指着一列用红笔标注的项目：“实际上，俄国人不会只按资产计税。他们会要求‘自愿捐献’——比如为阵亡将士家属捐款；‘爱国债券’——利息低到可忽略不计；‘特别基金’——用于边境防御。林林总总加起来，实际负担可能达到净利润的八成。”
书房里安静下来，只有壁炉木柴燃烧的噼啪声。窗外，赫尔辛基的夜空飘着细雪，雪花撞在玻璃窗上，瞬间化成水痕。
“那怎么办？”曼纳海姆的声音干涩。
“拖。”查尔斯合上账本，银质钢笔在指间转动，“科尔霍宁会在议会里据理力争，用数据说话，用军工订单做筹码。你的任务是在年轻人中造势，强调特别税对普通工人的伤害。我们要让俄国人明白：逼得太紧，可能鸡飞蛋打。”
“但如果他们坚持呢？”
“那就妥协，但必须有条件。”查尔斯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工业区那片被雪夜衬得愈发明亮的灯火——那是伊瓦洛钢厂的方向，平炉车间彻夜不熄的炉火将天空染成暗红色，“分期支付，争取过渡期，要求减免其他税费作为补偿。记住，谈判的本质是交换。他们要钱，我们要生存空间。只要还能生存，就有希望。”
曼纳海姆也站起来，走到查尔斯身边。透过起雾的玻璃，赫尔辛基的轮廓在雪夜中模糊，只有港口的灯塔每隔三十秒扫过一道光柱，像这座城市在寒冷中的呼吸。
“查尔斯先生，”年轻的议员忽然问，“你相信芬兰会有真正独立的一天吗？”
查尔斯没有立刻回答。他望着窗外许久，直到一片雪花粘在玻璃上，慢慢融化，留下一道蜿蜒的水迹。
“我父亲去世那年，我十七岁。”他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家族濒临破产，工厂破败，债主堵门。我站在这个房间的壁炉前——就是现在烧着火的那个壁炉——对着我父亲的画像发誓，要重振家业。那时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钱，是技术，是市场。”
他转身，看着曼纳海姆：“但现在我明白了，那些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当你的头顶悬着一只巨手，它随时可能落下，把你苦心经营的一切碾碎。而你不仅要保护自己，还要保护那些依赖你的人——工厂里的工人，矿区里的萨米家庭，港口里的搬运工。你要在巨手的指缝间寻找空间，在它落下的间隙里喘息生长。”
走到书桌前，查尔斯拿起那本黑色账本，手指抚过烫金的家族徽章——狮鹫抓着齿轮和麦穗。
“所以我不相信预言，曼纳海姆。我只相信准备。如果有一天，芬兰真的有机会站起来，我们要准备好技术，准备好工厂，准备好能支撑一个国家运转的一切。没有这些，独立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准备。”
他将账本放回桌上，推给曼纳海姆：“这些数据，你拿去。在议会里，用数字说话。但同时，要让大家看到数字背后的人。让博布里科夫明白，榨干芬兰，得到的只是一时的金子，失去的是长久的税源和稳定的军工供应。”
曼纳海姆接过账本，感到皮革封面下纸张的厚度，那是整个芬兰工业的命脉，此刻握在他手里。
“我会尽力。”
“不是尽力，是必须。”查尔斯的声音斩钉截铁，“记住，这不只是一场关于钱的辩论。这是测试，测试芬兰的韧性，测试我们的智慧。通过了，我们就能赢得时间；通不过……”
他没有说下去，但煤油灯的火苗在他眼中跳动，映出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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