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点头，眼睛不敢离开千分表。五十马克，相当于他半个月的薪水。在诺尔雪平的一个多月，他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时刻：站在价值数千马克的精密机床前，加工着价值数百马克的工件，每一个操作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压力巨大，但成长也快。他学会了看图纸，调机床，用测量仪器，甚至开始理解那些复杂的传动设计原理。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工业体系的差距。在芬兰，最好的车床误差允许零点一毫米；在这里，零点零一毫米是合格线，零点零零一毫米是追求目标。在芬兰，工人靠经验和眼力；在这里，一切都靠仪器和标准。在芬兰，技术是师傅传徒弟的秘密；在这里，技术是写在手册上的规范。
午休铃声响了。机床陆续停机，工人们走向食堂。卡尔关掉磨床，小心地取下刚刚磨完的齿轮，用丝绸布擦拭干净，放在测量台上。他用光学比较仪检查齿形，用齿厚卡尺测量尺寸，每一项数据都记录在检验单上。
全部合格，甚至有两项超出标准。卡尔松了口气，这才感到饥饿。
食堂里弥漫着煮土豆和煎鲱鱼的味道。卡尔端着餐盘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厂区的铁路专用线，一列平板车正在装载打包好的机床，准备发往哥德堡港。那些机床将运往德国、丹麦，甚至远渡重洋到美国。瑞典的工业触角，已经延伸到整个世界。
“学得怎么样？”埃里克端着餐盘在对面的位置坐下。这位索尔伯格厂长的外甥，三十岁出头，是齿轮车间的首席技师，也是卡尔的指导老师。他话不多，但教得仔细。
“还有很多不懂。”卡尔实话实说，“特别是齿形修形那部分，为什么要在齿顶和齿根做微量修整？”
“为了减少啮合冲击和噪音。”埃里克用叉子在土豆上画了个示意图，“齿轮在传动时，齿面不是均匀接触的。在进入和退出啮合的瞬间，会有微小冲击。修形就是为了让这个过程更平顺。这在高速传动中特别重要——比如蒸汽轮机的减速箱，或者精密仪器的传动机构。”
卡尔认真听着，快速在脑中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在芬兰，没人教这些。他们的齿轮只要能转就行，至于转得平不平顺，响不响，那是次要问题。
“埃里克，你们这些技术……可以教给外国人吗？”卡尔试探性地问。
埃里克看了他一眼，继续吃土豆：“看情况。如果是商业机密，比如我们最新型磨床的传动设计，肯定不行。但如果是通用技术，比如齿轮修形的原理和方法，书上都有，你自己看就行。”他顿了顿，“不过卡尔，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同样的技术，在瑞典用得好，在芬兰未必好用。你们的气候，你们的材料，你们的工人水平，都和我们不一样。你要学的不是照搬，是理解原理，然后找到适合你们的方法。”
这话和斯德哥尔摩的安德森教授说的一样。卡尔点点头，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瑞典人对芬兰的态度确实微妙：既有同情，也有警惕；愿意帮忙，但保持距离。就像埃里克，尽心教他技术，但从不过问芬兰的事，也不谈论政治。
饭后，卡尔回到车间，继续下午的工作。他要加工一批小型仪表齿轮，直径只有十五毫米，齿数六十，精度要求更高。他小心地装夹工件，调整机床，启动磨削。机床的嗡鸣再次响起，像某种工业时代的禅音，让人专注，也让人暂时忘记外面的世界。
但外面的世界不会忘记他。
下午三点，车间主任过来通知：“卡尔工程师，索尔伯格厂长请你去办公室一趟。”
卡尔心里一紧。这个时候召见，通常不是好事。他关掉机床，整理了一下工装，朝办公楼走去。
索尔伯格厂长的办公室里，除了厂长本人，还有两个陌生人。一个四十岁左右，穿着深灰色的文官制服，胸前别着矿业委员会的徽章；另一个三十多岁，穿着普通的商人工装，但站姿笔挺，眼神锐利。
“卡尔，这位是矿业委员会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专员，这位是……皮毛商人伊戈尔先生。”索尔伯格介绍得很简略，但卡尔注意到，在介绍伊戈尔时，厂长微微停顿了一下。
“专员先生，伊戈尔先生。”卡尔微微躬身。
伊万诺夫专员点点头，用带着俄国口音的瑞典语说：“卡尔工程师，我们知道你在芬兰伊瓦洛钢厂工作，目前在我国进行技术交流。按照帝国最新规定，所有在俄属及友好国家进行技术活动的芬兰籍人员，需向帝国相关部门报备行程及学习内容。这是规定，请理解。”
卡尔的心脏狂跳，但表情保持平静：“我需要报备什么？”
“你的学习计划，接触的技术范围，以及……”伊万诺夫看了索尔伯格一眼，“你经手或了解的设备、技术资料的情况。当然，这只是例行公事，为了保障技术交流的……规范性。”
索尔伯格厂长插话：“伊万诺夫专员，卡尔工程师在我们厂的学习完全符合规范，所有接触的技术都是公开的、非机密的。这一点，我可以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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