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从你府中密室，以及陈忠、李三等人身上搜出。”沈砚声音冰冷，“陈永年，你还有何话说？”
陈永年看着托盘上的证物，嘴唇哆嗦着，眼中最后一丝侥幸也熄灭了。他猛地转向王振，嘶吼道：“王振！王佥事！你倒是说句话啊！当初那些事，你也有份！那些与胡半城往来的信，那些海贸的分红，你也拿了！现在想让我一个人扛？休想！”
一直沉默的王振，闻言缓缓抬起头，脸色苍白，但眼神却异常冷静，甚至带着一丝讥诮：“陈大人，话可不能乱说。王某与胡半城确有生意往来，但那是合法的茶叶、丝绸贸易，何来海贸走私？至于什么分红，更是子虚乌有。倒是陈大人你，与胡半城勾结，利用织造衙门职权，为其走私船队提供便利，甚至可能私通倭寇，这才是死罪！”
“你！”陈永年目眦欲裂，没想到王振关键时刻，竟然想撇得一干二净！
“王振！”沈砚冷眼看向他，“你与胡半城合法贸易？那为何从你书房密室搜出的账册，记载着与胡半城名下‘四海商行’的数笔巨款往来，时间、金额，与陈永年交代的、从织造衙门贪墨的款项流向高度吻合？又为何在你与胡半城的密信中，多次提及‘船上货物’、‘东瀛客商’、‘风险’等字眼？还有，你写给胡半城，索要‘海贸平安银子’的亲笔信，以及胡半城回信承诺分红的信函，如今都在本官手中，你要不要当堂对质？”
沈砚说着，又拿出几封书信，正是从紫檀木匣中取出、以及从王振府中搜出的那些。
王振的脸色终于变了，他看着沈砚手中那些熟悉的信封，眼神中第一次露出了惊恐。他没想到，沈砚竟然连这些最隐秘的信件都拿到了！
“沈砚！你……你从何处得来这些？”王振的声音有些发颤。
“从何处得来，你不必知道。”沈砚语气森然，“你只需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与陈永年、何有道，还有那个在逃的胡半城，贪墨宫帑，构陷柳家，私通海寇，残害人命，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他转向刘知府，拱手道：“刘大人，人犯陈永年、何有道、王振，对所犯罪行，证据确凿，供认不讳。依《大周律》，贪墨宫帑，数额巨大，当斩；构陷良善，致人家破人亡，当斩；私通海寇，谋叛朝廷，当凌迟，抄家灭族；残害人命，手段残忍，当斩。数罪并罚，陈永年、王振，罪在不赦，当判凌迟，抄没家产，夷三族！何有道，从犯罪行，然有指证主犯、部分招供情节，可酌情减等，但死罪难逃，当判斩立决，抄没家产！”
刘知府听得额头冒汗，这判决不可谓不重！凌迟，夷三族！这是要将陈永年、王振彻底从世上抹去！但他知道，此案是总督大人亲自督办，沈砚又手握铁证，他一个小小的知府，哪里敢有异议？只能擦了擦汗，拿起惊堂木，就要宣判。
“等等！”陈永年忽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他猛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被身后的衙役死死按住。他死死盯着沈砚，又仿佛要透过屏风，看向后面的柳若漪，眼中充满了怨毒、疯狂，还有最后一丝垂死挣扎的希冀。
“沈砚！李晏清！你们不能杀我！我是内缉事厂的人！我是在为王公公办事！杀了我，王公公不会放过你们的！朝廷不会放过你们的！”他如同困兽般嘶吼，从怀中（不知何时藏入）再次摸出那块“内缉”腰牌，高高举起，“看清楚了！这是内厂的腰牌！我是奉王公公之命，在江宁清查勾结海寇、图谋不轨的逆党！柳文轩与海外番商往来密切，柳若漪更是可疑！我查他们，有何不对？你们现在抓我，是与内厂为敌，是与王公公为敌！”
内缉事厂！王公公！
堂上众人，包括刘知府和方佥事，脸色都是一变。内厂之名，足以让任何官员胆寒。若陈永年真是奉内厂之命行事，哪怕手段过激，恐怕也……
沈砚却是冷笑一声，上前一步，首视陈永年，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力度：“内缉事厂？王公公？陈永年，你口口声声为王公公办事，可敢说出，王公公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命你查办柳家？可有公文？手谕？或是信物为凭？仅凭一块不知真伪的腰牌，就想逃脱罪责？更何况，即便你真是内厂之人，内厂虽有侦缉之权，却无枉法杀人之权！你贪墨构陷，滥杀无辜，甚至可能通敌叛国，这些，也是王公公授意的吗？若真是如此，本官倒要上奏朝廷，问问王公公，这是何道理！”
他顿了顿，语气更冷：“至于你这腰牌……本官也在慈云庵捡到一块类似的。不知陈大人，可识得此物？”
说着，他从怀中（实则是从木盒中取出，早己备好）拿出那块在慈云庵发现的、同样刻着“内缉”二字，但形制略有差异的腰牌。
陈永年看到沈砚手中那块腰牌，瞳孔猛地一缩，脸上血色尽失！那是他派去慈云庵灭口的心腹所持，竟然落到了沈砚手里！那心腹……恐怕也凶多吉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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