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从你府中密室,以及陈忠、李三等人身上搜出。”沈砚声音冰冷,“陈永年,你还有何话说?”
陈永年看着托盘上的证物,嘴唇哆嗦着,眼中最后一丝侥幸也熄灭了。他猛地转向王振,嘶吼道:“王振!王佥事!你倒是说句话啊!当初那些事,你也有份!那些与胡半城往来的信,那些海贸的分红,你也拿了!现在想让我一个人扛?休想!”
一直沉默的王振,闻言缓缓抬起头,脸色苍白,但眼神却异常冷静,甚至带着一丝讥诮:“陈大人,话可不能乱说。王某与胡半城确有生意往来,但那是合法的茶叶、丝绸贸易,何来海贸走私?至于什么分红,更是子虚乌有。倒是陈大人你,与胡半城勾结,利用织造衙门职权,为其走私船队提供便利,甚至可能私通倭寇,这才是死罪!”
“你!”陈永年目眦欲裂,没想到王振关键时刻,竟然想撇得一干二净!
“王振!”沈砚冷眼看向他,“你与胡半城合法贸易?那为何从你书房密室搜出的账册,记载着与胡半城名下‘四海商行’的数笔巨款往来,时间、金额,与陈永年交代的、从织造衙门贪墨的款项流向高度吻合?又为何在你与胡半城的密信中,多次提及‘船上货物’、‘东瀛客商’、‘风险’等字眼?还有,你写给胡半城,索要‘海贸平安银子’的亲笔信,以及胡半城回信承诺分红的信函,如今都在本官手中,你要不要当堂对质?”
沈砚说着,又拿出几封书信,正是从紫檀木匣中取出、以及从王振府中搜出的那些。
王振的脸色终于变了,他看着沈砚手中那些熟悉的信封,眼神中第一次露出了惊恐。他没想到,沈砚竟然连这些最隐秘的信件都拿到了!
“沈砚!你……你从何处得来这些?”王振的声音有些发颤。
“从何处得来,你不必知道。”沈砚语气森然,“你只需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与陈永年、何有道,还有那个在逃的胡半城,贪墨宫帑,构陷柳家,私通海寇,残害人命,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他转向刘知府,拱手道:“刘大人,人犯陈永年、何有道、王振,对所犯罪行,证据确凿,供认不讳。依《大周律》,贪墨宫帑,数额巨大,当斩;构陷良善,致人家破人亡,当斩;私通海寇,谋叛朝廷,当凌迟,抄家灭族;残害人命,手段残忍,当斩。数罪并罚,陈永年、王振,罪在不赦,当判凌迟,抄没家产,夷三族!何有道,从犯罪行,然有指证主犯、部分招供情节,可酌情减等,但死罪难逃,当判斩立决,抄没家产!”
刘知府听得额头冒汗,这判决不可谓不重!凌迟,夷三族!这是要将陈永年、王振彻底从世上抹去!但他知道,此案是总督大人亲自督办,沈砚又手握铁证,他一个小小的知府,哪里敢有异议?只能擦了擦汗,拿起惊堂木,就要宣判。
“等等!”陈永年忽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他猛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被身后的衙役死死按住。他死死盯着沈砚,又仿佛要透过屏风,看向后面的柳若漪,眼中充满了怨毒、疯狂,还有最后一丝垂死挣扎的希冀。
“沈砚!李晏清!你们不能杀我!我是内缉事厂的人!我是在为王公公办事!杀了我,王公公不会放过你们的!朝廷不会放过你们的!”他如同困兽般嘶吼,从怀中(不知何时藏入)再次摸出那块“内缉”腰牌,高高举起,“看清楚了!这是内厂的腰牌!我是奉王公公之命,在江宁清查勾结海寇、图谋不轨的逆党!柳文轩与海外番商往来密切,柳若漪更是可疑!我查他们,有何不对?你们现在抓我,是与内厂为敌,是与王公公为敌!”
内缉事厂!王公公!
堂上众人,包括刘知府和方佥事,脸色都是一变。内厂之名,足以让任何官员胆寒。若陈永年真是奉内厂之命行事,哪怕手段过激,恐怕也……
沈砚却是冷笑一声,上前一步,首视陈永年,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力度:“内缉事厂?王公公?陈永年,你口口声声为王公公办事,可敢说出,王公公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命你查办柳家?可有公文?手谕?或是信物为凭?仅凭一块不知真伪的腰牌,就想逃脱罪责?更何况,即便你真是内厂之人,内厂虽有侦缉之权,却无枉法杀人之权!你贪墨构陷,滥杀无辜,甚至可能通敌叛国,这些,也是王公公授意的吗?若真是如此,本官倒要上奏朝廷,问问王公公,这是何道理!”
他顿了顿,语气更冷:“至于你这腰牌……本官也在慈云庵捡到一块类似的。不知陈大人,可识得此物?”
说着,他从怀中(实则是从木盒中取出,早己备好)拿出那块在慈云庵发现的、同样刻着“内缉”二字,但形制略有差异的腰牌。
陈永年看到沈砚手中那块腰牌,瞳孔猛地一缩,脸上血色尽失!那是他派去慈云庵灭口的心腹所持,竟然落到了沈砚手里!那心腹……恐怕也凶多吉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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