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室的冷光灯在雨夜里泛着青灰，苏砚隔着双层玻璃望着走廊尽头的小会议室。
陈伯的影子被顶灯拉得很长，像片蜷曲的枯叶，贴在米白色墙纸上。
她摸了摸白大褂口袋里的金属盒——里面装着陈伯今早塞进她更衣柜的自首信，信纸边缘还沾着老年斑特有的褶皱。
七年前那个暴雨夜突然在视网膜上显影：她蹲在巷口垃圾桶旁，看着妹妹苏棠的蝴蝶发卡被雨水冲得发亮，而陈伯作为现场勘查组的法医，正弯腰用镊子夹起那枚发卡，橡胶手套上的反光遮住了他的表情。
“苏老师。”苏棠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心理干预时特有的温软尾音。
小丫头今天没穿实习警服，浅灰色针织衫袖口沾着点水彩颜料——昨晚她帮社区小朋友画普法宣传墙，回来时发梢还滴着雨珠。
苏砚突然想起七年前的中秋，棠棠也是这样，举着自己折的纸蝴蝶说要当“最厉害的心理医生，帮姐姐擦掉眼泪”。
“他在等你。”苏棠轻轻推了她一把，指腹擦过她后颈因紧张而竖起的汗毛。
这是心理支援组的小技巧，通过皮肤接触传递安全感。
苏砚吸了吸鼻子，消毒水的气味突然变得很淡，淡得能闻见陈伯常抽的大前门烟味，混着老茶缸里陈普洱的苦。
会议室门推开时，陈伯正用指节叩着桌面。
他的手背上爬满老人斑，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暗黄——那是长期接触福尔马林留下的痕迹。
桌上摆着他的退休证，照片里的中年男人腰板挺直，警徽在领口闪着光。
“小苏。”陈伯的声音哑得像砂纸，“当年那枚蝴蝶发卡……我没把完整的勘查记录交上去。”
苏砚的指甲掐进掌心。
七年前的卷宗里，发卡上的血迹被判定为“与苏棠DNA匹配，无其他生物检材”，但她在解剖妹妹遗留衣物时，曾发现袖口有半枚模糊的掌纹，位置正好是被人拖拽时的抓痕。
当时她以为是自己过度自责产生的幻觉，直到三天前整理陈伯的旧实验笔记，在199页看到铅笔写的“疑似混合血迹，需二次检测”，字迹被重重画了叉。
“局里压下来的。”陈伯从裤兜摸出个油纸包，打开是半块已经化掉的水果糖，“那年省厅要评优秀刑侦组，而裴溯他娘的案子……”他突然顿住，浑浊的眼珠剧烈震颤，“你妹妹失踪的那晚，裴太太的出租车就停在巷口三百米外。她车里有血迹，有挣扎痕迹，但检材科说……说不能影响结案率。”
苏砚的太阳穴突突跳起来。
裴溯母亲当年被指控用出租车撞死债主，关键证据是车内血迹与死者匹配。
但裴溯后来翻案时发现，血迹检测报告缺失了“混合性”标注——如果当年能证明那是死者与另一名女性的混合血迹，或许能指向另一起案件，甚至为裴母争取到二审机会。
“我老婆那会儿查出身患尿毒症，需要换肾。”陈伯突然抓起桌上的茶杯，喝得太急，茶水顺着下巴滴在退休证上，“科长说只要我改了勘查记录，就能帮我弄个特批名额。我想着……就一次，就这一次……”他的肩膀开始发抖，“可后来我老婆还是走了，我每次经过解剖室，都能看见小棠的发卡在物证柜里发光，像把刀戳在我心口。”
门被轻轻推开。
裴溯站在光影交界处，西装裤脚沾着雨渍，左手心有淡粉色的疤痕——那是他母亲临刑前用血画蝴蝶的位置。
“陈老师。”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两度，像浸在冰里的手术刀，“您知道吗？我母亲最后一条短信是发给110的，她说‘巷口有女孩在哭，我去看看’。”
陈伯的茶杯“当啷”掉在地上。
苏棠蹲下身捡碎片，发梢扫过陈伯的手背。
“爷爷，”她的声音像春天化冻的溪水，“您现在说出来，不是为了赎罪，是为了让小棠的蝴蝶不再困在茧里，对吗？”
苏砚看见陈伯的喉结动了动。
窗外的雨突然大了，打在玻璃上噼啪作响。
她想起七年前那个雨夜，自己攥着妹妹的发卡蹲在泥里，耳边是路人的指指点点：“要是她当时追上去，那丫头说不定还在。”而现在，另一个声音在心里炸开——如果当年有人肯推开那扇被关上的门，是不是很多故事都会不一样？
裴溯走过来，把一张纸巾放在陈伯面前。
“我可以帮您做无罪辩护。”他说，“但前提是您能证明，当年的改动是受胁迫，且保留了原始记录。”
陈伯突然剧烈咳嗽起来，从内衣口袋掏出个泛黄的笔记本。
苏砚一眼认出那是80年代的法医勘查手册，封皮上用钢笔写着“陈建国 1985”。
翻到最后一页，贴着半张带血的便签纸，字迹歪斜却清晰：“苏棠案蝴蝶发卡检测：AB型血（苏棠）+O型血（未知），建议追查O型血来源。”
苏砚的指尖在便签上轻轻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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