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爬上窗棂，林昭把最后一摞新书码进藤箱，纸页齐整，墨香未散。他伸手摸了摸书脊上的朱印，“昭文书坊”四个字清晰有力。院子里静得很，阿福守了一夜，此刻靠在门框上打盹，苏晚晴则蹲在井边拧干一块布，准备擦去箱面浮尘。
林昭没叫醒他们，自己拎起水壶灌了半碗凉茶，喉头一润，正要回屋写今日的行程单，忽听得巷口传来争执声。
“你抄那劳什子干啥？什么宽行密植，祖上传下来的种法不用，偏信个野路子？”是个粗嗓门，在茶棚那儿嚷。
“可我表舅家试了，豆苗长得比往年壮，还省工。”另一个声音小些，但咬得准。
“哼，那是撞了运！再说了，你见过哪个正经举人写这种下田的玩意儿？离经叛道！”
林昭脚步一顿。
他放下碗，靸上鞋，慢慢走到巷口。茶棚底下几张旧桌子，几个农夫围着一壶热茶，手里捏着张油纸抄文。那上面字迹歪斜，却是新出的文章，标题赫然是《斥〈强国策〉之妄言》。
他没上前，只站在檐下听着。
“这文章是城北几位老先生写的，说这书坏了礼法，动摇国本。”先前说话那人把抄文拍在桌上，“你们想想，要是人人都不按规矩来，县太爷怎么管？赋税怎么收？这不是乱套了么？”
旁边一个老汉皱眉：“可我家地去年旱死三成，照他说的‘深沟浅垄’挖了排水渠，今年苗都活了……这法子真有错？”
“法子没错，错的是人！”粗嗓门冷笑，“寒门书生也敢谈治国？他懂什么叫体统？什么叫规矩？我看这书就是蛊惑人心，让乡民不服管教！”
林昭听完，转身就走。
他回到院里，脸色没变，手却把那张从茶棚顺回来的抄文攥出了褶子。苏晚晴正在整理昨日收集的反馈条子，见他进来，抬头问：“怎么了？”
“有人开始动笔了。”林昭把抄文摊在桌上，“不是小打小闹，是冲着‘道统’来的。”
苏晚晴接过一看，眉头渐渐锁紧。纸上罗列数罪：其一，《强国策》所载非圣贤之言，乃“匠技杂术”，不足为政；其二，耕作水利之法自古有制，岂容一介布衣妄加更改；其三，书中倡导百姓自修渠、自治田，实为“架空官府，诱民抗赋”。
最后落款写着“江南数位清议士子共鉴”，虽无署名，但笔风老辣，引经据典，明显出自士林中人之手。
“他们不敢烧第二次，就改用嘴堵。”苏晚晴冷笑一声，“火灭不了书，就想灭人心。”
“不止是灭人心。”林昭指了指其中一句，“你看这里——‘愚民易动，一闻利便之说，辄弃祖制’。他们在给读书人递刀子：谁支持这本书，谁就是助长民变。”
屋里一时安静。
窗外风吹竹帘，沙沙作响。阿福醒了，揉着眼睛走进来，见两人神色凝重，也不敢多问，只默默把刻刀收进匣子。
“我们得回话。”林昭坐到案前，抽出一张纸，“不能让他们把‘务实’说成‘犯上’。”
“怎么写？”苏晚晴站到他身边。
“先立住脚。”林昭提笔蘸墨，“他们讲祖制，我们就讲活命。他们讲圣贤，我们就讲眼前的事。”
笔尖落在纸上，第一句便是：“何谓正道？”
他写道：“若天下皆饿，而一人饱读诗书，此可谓道乎？若百亩旱死，而官衙鼓乐升平，此可谓礼乎？今有法可活民于水火，可救荒于未然，纵非圣人口授，亦当视为天理所归。”
苏晚晴看着，轻声道：“加上石塘坳的例子。”
“不急。”林昭摇头，“现在不能堆案例，会显得心虚。得先把理掰正——咱们不是反祖制，是守民生。”
他又写：“耕者望雨，非望空谈；匠者求工，非求虚名。所谓祖制，本为安民而设。今民不安，田不产，渠不通，若仍拘泥旧章，闭耳不听实地之声，则祖制反成枷锁，礼法沦为遮羞布。”
苏晚晴点头：“这话能扎到他们肺管子里。”
“还得软一点收尾。”她拿过一页旧笔记，“我记得去年冬月，你在南岭教人挖集雨窖，有个老农跪下来磕头，说‘几十年没见过官老爷管这个’。这种话，比道理更戳人。”
林昭想了想，在文末添了一句：“吾非欲夺谁权柄，亦非立门户之争。所言所录，不过是一渠一井、一稻一麦之间，百姓如何少受苦、多活命。若有高贤以为此等事不堪入目，那请睁眼看看田里枯苗、灶上空锅——那里头写的，才是真正的‘经世之学’。”
写完，他搁下笔，吹了吹墨迹。
苏晚晴把全文通读一遍，低声说：“他们会骂你狂妄。”
“骂就骂。”林昭把稿纸折好，放进抽屉，“只要老百姓觉得说得对，就不算白写。”
她忽然想起什么，转身从柜底翻出几页残纸：“这是今天早上在西巷墙上揭下来的，和茶棚那篇差不多，但多了几句，说你是‘借惠民之名，行聚众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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