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林昭就坐在桌前，把三份文书副本摊开在桌上。纸张泛黄，边角微卷，是昨夜从驿馆、旧友处和隐秘墙洞里取回来的。他手指划过每一页上的字迹，确认无误。
“证据还在。”他说。
苏晚晴端着一碗热粥进来，放在他手边。“你一夜没睡。”
“睡了两个时辰。”林昭拿起筷子，“够了。现在得动起来。”
阿福蹲在院中角落磨刻刀，听见声音抬头：“少爷，重印的事……真要现在办？”
“越慢，他们越以为我们怕了。”林昭喝了一口粥，放下碗，“主刻板还能用，副版毁了就得重刻。二十两银子不是小数，但我们不能等。”
他起身走到书案前，铺纸提笔，写下三封信。一封给江南老友县丞李慎之，一封给退隐教谕赵文远，一封给同为寒门出身的吏员陈仲礼。信里不诉苦，只讲实情：书稿成于民间，救于百姓，毁于私火，今欲重生，请助一臂之力。
写完，他吹干墨迹，折好封口，交给阿福：“今日就发出去。顺带去趟城南纸坊，找刘掌柜，就说‘去年渠成时承过惠’，请他赊五百张厚皮纸，月底结账。”
阿福接过信，点头出门。
苏晚晴看着他背影消失在院门外，低声问：“要是没人回信呢？”
“会有的。”林昭把捕快给的文书简本抄了一遍，字字清晰，“我们手里有真相，他们烧的是书，传的是话。只要话不停，总会有人听进去。”
当天下午，阿福带回消息：纸坊答应赊账，但限五日内付款；三封求助信已托商队寄出，最快十日有回音。
林昭没等回音，当晚就开始行动。他将文书简本又誊了五份，次日清晨亲自送到五个不同地方——茶馆后厨、渡口歇脚棚、驿站伙房、医馆偏屋、私塾柴房。收件人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人物：烧火的伙计、摆渡的老汉、送信的脚夫、采药的学徒、教童蒙的落第秀才。
“别署名，别多话。”他交代，“贴在墙上就行。有人问起，就说‘看着有用，抄下来大家瞧瞧’。”
第三日，风开始变了。
早上去买饼，摊主主动递来一张油纸包着的抄文。“这位郎君，您看看这个，是不是您写的？”
林昭接过一看，正是那篇简本，字迹歪斜，但内容一字未改。
“不知道是谁写的，”摊主压低声音，“可说得实在。咱们种地的，最怕旱，最怕官府不管事。这上面说有人想烧书，为啥？怕咱们学会自己活命呗。”
林昭没接话，只点点头。
回到院里，苏晚晴正在整理收到的回信。第一封来了——是赵文远的。信里说，他已凑出五两银子，托人捎来，并写道：“昔年读君策论，便知非常人。今见焚书之举，益信君子所立，必触权贵之鳞。”
她念完，抬眼：“有人站出来了。”
“不止一个。”林昭说着，阿福从外头冲进来，手里挥着几张薄纸。
“少爷！《旬刊抄》登了文章！还有《州闻录》！都说这本书该印，说咱们讲的是实话！”
他把报纸摊开在桌上。其中一篇题为《焚书者惧何？》，写道：“书未成而火先至，岂不怪哉？若其言虚妄，何须焚之？若其术可行，则利在万民，安能禁之？”另一篇更直白：“耕者望雨，匠者望图，今有书载渠法稻技，乃民生之资，非文人清谈之具。”
林昭看完，轻轻叠好报纸，放进抽屉。
“接下来，得让书真正活过来。”
他叫上阿福，带上样书和主刻板，去了城西一家小印坊。坊主姓吴，五十多岁，手艺扎实，胆子不大，但听说是重印那本被烧的《强国策》，竟没推辞。
“我爹说过，”老吴摸着熏黑的刻板，“好东西烧不毁。顶多晚几天出来。”
林昭拱手：“劳烦老哥，这批书，务求工整。五百册，七日之内，能成否？”
“难，但能拼。”老吴咧嘴一笑，“你们在外头造势，我在里头赶工。谁要再放火，我就把刻板藏床底下印！”
两人定下工期，林昭预付了一两定银，其余待成书后结算。临走前，他特意叮嘱：“封面别印大字，就写‘山南野客集’，内页也不留作者名。书能传开就行。”
第四日起，三人分工明确。林昭每日去印坊盯进度，指导阿福修补模糊字口，采用双面晾干法减少纸破；苏晚晴负责联络几位匿名支持者，继续在市井张贴简告，收集民间反馈；阿福则白天监工，夜里守在印坊旁的小屋，防备再生变故。
第五日傍晚，林昭站在印坊门口，看着第一捆新书装订完成。纸页微黄，墨迹清晰，封皮朴素，没有任何花哨装饰。他翻开一页，找到“宽行密植法”那一节，指尖抚过字行，像走过一片刚翻过的田。
“成了。”他说。
当晚，三人在院中聚齐。林昭取出全套样书，分装三匣。一匣用油布裹紧，塞进东墙夹层；一匣交到苏晚晴手中：“你保管这份，万一哪天我走不开，你替我把书送出去。”第三匣放在堂屋案头，准备明日送往各家书铺代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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