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苦笑 —— 他一个人，怎么顶得住六部九卿的事？更荒唐的是，地方官也缺了一大半。有的县太爷死了，继任者迟迟不来，衙役们就自己当家，把赋税揣进腰包；有的知府被弹劾罢官，却没人来接替，府衙的大门都被乞丐占了。
吏治的腐烂，比空悬的官位更可怕。
陕西巡抚李三才（东林党人）想整顿吏治，查出西安知府贪赃枉法，上奏弹劾。可西安知府是浙党成员，沈一贯在朱翊钧面前说 “李三才公报私仇”，结果李三才反被罢官。
河南道御史崔景荣（浙党）收了盐商的银子，放任他们走私盐税，东林党人揭发后，崔景荣却反咬一口，说 “东林党收了盐商的钱，故意陷害”。最后，两人都没事，反倒是作证的盐工被抓进了大牢。
叶向高看着这一切，想起张居正的考成法 —— 那时，官员若有贪腐、懈怠，考成簿上记一笔，轻则降职，重则罢官，谁敢胡来？可现在，考成法废了，皇帝不管了，官员们就像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贪、懒、横。
“张江陵若在……” 叶向高对着北方长叹，却不敢再说下去。他知道，这句话在皇帝面前是禁忌，可除了那个严苛到不近人情的首辅，还有谁能把这烂摊子收拾好？
四、皇帝的 “隐身术” 与最后的早朝
万历四十年，朱翊钧已经二十多年没上过早朝了。他发明了一套 “隐身术”—— 不见大臣，不批奏折，不任免官员，甚至连儿子朱常洛的婚礼，都懒得参加。
他把自己关在深宫，每天做三件事：喝酒、看戏、数银子。太监们从各地搜刮来的矿税银子，堆满了他的私库，他每天都要亲自去数一数，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心里才踏实。
郑贵妃劝他：“陛下，总不见大臣，怕是不好。”
朱翊钧呷了口酒，醉眼朦胧：“见他们干什么？除了吵架，就是要钱。还是银子好，不吵不闹，还听话。”
可 “隐身” 解决不了问题。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汉子，拿着根枣木棍，闯进了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太监 —— 这就是震惊朝野的 “梃击案”。
案子一发生，东林党和浙党立刻吵了起来。东林党说 “是郑贵妃派来杀太子的”，这当说 “张差是个疯子，跟贵妃无关”，吵得比 “国本之争” 还凶。
朱翊钧被吵得没办法，只好出面 “断案”。他在慈宁宫召见群臣和朱常洛、朱常洵，拉着朱常洛的手对众人说：“这是朕的儿子，朕疼他，就像疼常洵一样。你们别再瞎猜了。”
然后，他下令处死张差，草草了结了案子。
这是朱翊钧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后，他彻底 “隐身”，连吃饭都要太监喂。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他躺在病榻上，听着宫外传来的消息：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败明军，辽东丢了；陕西大旱，灾民起义了；东林党和浙党还在吵，连他的后事都没人管。
他想说话，却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最后，他指着案上的《帝鉴图说》，眼睛里流下泪来。
王安明白他的意思，拿起书，翻到 “唐太宗纳谏” 那页。朱翊钧看着那幅画，忽然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 他终于明白，张居正当年为什么要逼他读书，为什么要教他 “以百姓心为心”。可太晚了。
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驾崩。他的怠政和党争，像两条毒蛇，缠得大明王朝喘不过气。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揭开了明朝灭亡的序幕；陕西的农民起义，点燃了燎原的烽火；而东林党与浙党（后来的阉党）的争斗，将在崇祯朝达到顶峰，最终拖垮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
有人说，万历朝是 “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的背后，是一个帝王从勤政到怠政的沉沦，是一场旷日持久的 “国本之争”，是党争不休的内耗，更是那个叫张居正的改革者，留下的背影 —— 他曾试图拉住这辆下坡的车，却最终被车轮碾过，只留下满地狼藉，和后人一声长长的叹息。
梃击案的血迹还没干透，慈庆宫的地砖缝里仍能看到暗红的痕迹。朱常洛坐在窗前，手里摩挲着那根沾过血的枣木棍 —— 案子虽结，可那根棍子像根刺，扎在他心里，也扎在朝堂的肉里。
东林党人杨涟捧着一本《春秋》，在宫门外跪了三天。他的奏疏摆在朱翊钧的案头，墨迹淋漓：“张差一介草民，如何能闯入禁宫？背后必有主使！若不严查，太子安危难保，国本动摇！”
浙党领袖方从哲拿着另一本奏折，急匆匆闯进郑贵妃的翊坤宫：“娘娘，杨涟这是要赶尽杀绝啊！再不想办法，咱们都要被他咬上！”
郑贵妃把珠钗摔在地上，凤钗上的珍珠滚了一地：“本宫早就说过，别让常洵待在京城，你们偏不听！现在好了，出事了吧？” 她看着窗外，朱常洛的慈庆宫就在不远处，檐角的风铃被风吹得叮当作响，像在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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