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票攒下些了，贴身揣着，白天觉着烫，夜里觉得冰。马伯庸心里明镜似的，这东西绝不能总带在身上，更不能往回带。府里如今看着松散，实际上跟个漏风的破庙差不多，四面透光，多少双眼睛似有若无地瞟着。他得找个绝对稳妥的地儿，把这些倒腾出来的“指望”安安生生放好。
这事儿不是临时起意，早就在心里盘算过好多回了。直接存进大钱庄的柜上？不成，要留真名实姓，那是把柄。托给哪个旧相识？更不成，这年月，人心说变就变，为了几两银子，亲兄弟都能翻脸。
他想的法子就一个字：藏。藏得越偏、越不起眼越好。
先前在棺材铺老掌柜那儿寄存的硬货算一处，可那老头只认钱不认人，规矩是“银货两讫，不问来去”，适合放最紧要、救急的那点家底。大部分换来的银票，得另找地方。
他瞧上了南城“泥鳅巷”最里头的一块地方。那片房子又老又破，住的多是穷手艺人和走街串巷的小贩。以前采办路过，他就留了心。巷尾倒数第二家，是个塌了半边墙、早就没人住的废院子。院门上的锁锈死了，院里野草长得半人高，正屋房顶露着天，这种地方，连野猫都不爱去。
可马伯庸看上的不是那破屋子。有一回他假意躲雨，蹭到隔壁一个糊灯笼的老汉屋檐下，搭了几句话。老汉絮叨着说，这破院早先是家做竹器的，后来人死绝了，房子就荒了，地契不知在谁手里，衙门都懒得管。院角挨着那堵没塌的墙根，有个半截埋在地下的旧地窖口，原是那家人存竹料防干裂用的，如今早让塌下来的土石和乱草盖严实了。
对，就是这地窖。
马伯庸挑了个阴天，下午飘着蒙蒙细雨。这种天气，街上人少，巷子里更静。他扮成个收破烂的，背着个鼓鼓囊囊、打满补丁的大麻袋，里面塞了些真正的破布烂棉絮，慢悠悠晃进了泥鳅巷。细雨把巷里的土路打湿了，踩上去有点陷脚，正好盖掉脚印。
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雨丝落在瓦上细碎的沙沙声。他走到破院前，左右瞅瞅没人，一侧身，熟门熟路地从墙边一个早就松动的豁口挤了进去。院里荒草被雨一浇，更显得颓败。他没管那要倒不倒的正屋，径直走到记忆里的角落。拨开一丛枯黄带刺的野枣枝，又费劲挪开几块压在上面的、长满青苔的碎砖，一个由几块青石板胡乱搭成的、歪斜的方形口子露了出来。石板缝里塞满了泥和烂叶子。
他放下麻袋，从里头掏出一把短柄小铁锹——这是他分几次从不同铁匠铺买来零件，自己悄悄攒的。开始小心地清理石板周围的浮土和堵塞的杂物。雨不大，可足够把土打湿，清理起来格外费劲。忙活了差不多两刻钟，他才撬动了最上面那块石板，挪开一道刚够侧身挤进去的缝。
一股陈腐的、带着浓重土腥气和淡淡霉味的凉气从底下冒出来。他又从麻袋里摸出个油纸包着的小火折子，吹亮了，往下照。地窖不大，一人来深，底上有积水，但靠墙那边地势稍高，还算干爽。四壁是夯土，嵌着些早已朽烂的竹片子。看样子，确实荒了有些年头了。
他熄了火折子，重新包好。然后，从贴身处取出一个扁平的、用厚油布和蜡纸反反复复裹了好几层的小包。这里头是他近来兑回的大部分银票，按票号和大小略分了分，拿细麻绳捆成了三小扎。油布防潮，蜡纸隔水，最外头还包了层寻常的青布，看着就像一包不值钱的旧信札或烂账本。
他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这油布包塞进地窖内壁一个天然的、朝里凹进去的土窝里。放妥后，又从麻袋里拿出个拳头大小、同样用油纸封得严严实实的小布袋，里头是晒干碾碎的石灰混着几味防虫草药的面儿。他把这小布袋压在油布包旁边。这才退出来，重新把青石板挪回原位，仔细掩好。再把原先的碎砖、枯枝胡乱盖回去，尽量弄得和之前差不多。退开两步瞧瞧，除非是知道底细的人特意来翻，否则绝难看出名堂。
雨还在下，把他肩背的衣裳洇湿了一片。他背起空了大半的麻袋，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和汗，又从原路挤出了豁口。巷子里还是没人，只有雨水顺着屋檐滴滴答答。
可这还不够。鸡蛋不能搁一个篮子里。
过了几天，他又去了西城根。那儿挨着城墙，有一片乱糟糟的矮棚子，住的是最下等的苦力、乞丐和来历不明的人。他在棚户区边儿上，找到一个独眼的、以修补破锅烂盆为生的老铜匠。这老头脾气怪，手艺却扎实，更要紧的是嘴紧。马伯庸以前找他修过府里一件不值钱但样子特别的旧铜壶，算是打过交道。
这回他去，带了小半包混着铜钱和极碎银两的“工钱”，请老铜匠帮他打件“特别”东西——一个能严丝合缝拧紧的、中间空心的铜葫芦。葫芦嘴要做成螺纹口的，葫芦肚子里得预先放一小包防潮的石灰面儿。借口是“东家要装些要紧的药丸子，不能潮，也不能磕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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