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苏站在青石板铺就的院子中央，右手紧紧攥着那张边缘已经被指尖揉得微微发皱的麻纸，纸上用炭笔密密麻麻写满了算好的账目，数字叠着数字，线条勾着线条，每一笔都藏着她熬了半宿的心血。
初春的晨光从东边院墙外的老槐树梢斜斜淌下来，穿过薄薄的晨雾，温柔地覆在她身上，给她素色的棉布襦裙、挽起的发髻，甚至连垂在身侧的发丝，都镀上了一层温润又耀眼的淡金色。院子里静得很，只有西侧工坊里，水利织机规律运转的咔嗒声，一声接着一声，沉稳又有力，像是大地的心跳。远处京杭大运河的水面泛着碎金，船工们浑厚又带着水汽的号子声顺着风飘过来，忽远忽近，混着河水拍击船帮的轻响，成了这清晨最温柔的背景音。
凉棚就搭在院子东南角，用粗竹杆撑起，顶上铺着厚厚的茅草，遮去了大半晨光，只漏下几点斑驳的光影。那些被她从人贩子手里救出来的孩子，正围在棚下的粗木桌旁吃早饭，白瓷碗碰撞着木桌，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夹杂着她们叽叽喳喳的笑闹、小声的交谈，还有吞咽米粥的细碎声响。粥是新熬的小米粥，稠稠的，飘着南瓜的甜香，桌上还摆着几碟腌萝卜、蒸红薯，都是管饱的吃食，比她们之前在人贩子那里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好了何止百倍。
林苏站在原地，指尖微微放松了些，纸上的账目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昨夜秋江踏着夜色赶来，带来的消息像一颗火种，瞬间点燃了她心里所有的盼头，让她翻来覆去兴奋了一整夜，直到鸡叫三遍才浅浅眯了一会儿。
一百三十身衣裳，只是第一批订单。
城东王家的绸缎庄，要三十身，都是给府里丫鬟仆妇做的常服，款式简单，却要耐穿；城西李家大奶奶定了四十身，是给家里私塾的学子做的统一长衫，要求面料平整，做工规整；城南赵家是大户人家，一口气定了六十身，分了三等，一等是给府里小姐、少奶奶做的贴身衬裙，要绣上暗纹，二等是管事娘子的外衫，三等是粗使丫鬟的短打，样式、面料、针脚都要分得明明白白，半点错不得。三家加起来，不多不少，正好一百三十身。
这个数字，林苏昨晚在灯下算了一遍又一遍，炭笔换了三根，麻纸用了两张，算到眼睛发酸，才算得明明白白。
一身衣裳，就算按最省的用料算，也得两尺布，一百三十身，就是二百六十尺布。工坊里那几位大娘，都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手巧又肯出力，熟练的，一天稳稳当当能织两匹布，一匹布整四十尺，两匹就是八十尺。
这么算下来，二百六十尺布，三个大娘齐心协力，一天就能全部织完。
可织布只是第一步。
布织出来，要按尺寸裁剪，要一针一线缝制，赵家的衣裳还要分等级绣上不同的标记，一等绣折枝莲，二等绣卷草纹，三等绣简单的回字纹，光是画样子、打版、让赵家太太过目满意，就要费不少功夫。林苏坐在灯下，把工期排了又排，人手算了又算，布料盘了又盘，银子估了又估，从织布、裁剪、缝制到绣花、验收，三十天的工期，绰绰有余。只要中间不出什么岔子，这批活就能稳稳当当拿下来，一分不少地拿到工钱。
更重要的不是这一批活。
王家的掌柜说得明白，先试试手艺，要是做工好、用料实、交货快，往后府里所有的针线活，都定她们工坊的；李家大奶奶更是痛快，拉着秋江的手说，早就想给私塾学子做统一衣裳，只是找了好几家针线坊，要么做工粗糙，要么要价太高，要么工期拖拖拉拉，一直没寻着合适的；赵家太太虽然挑剔讲究，可这样的人最认死理，只要第一次让她挑不出错处，满意了，往后就是铁打的回头客，再也不会换别家。
林苏越想，心里越是亮堂，像是被这满院的晨光填满了，暖烘烘的，全是奔头。
她把那张写满账目的麻纸仔细折好，叠成小小的方块，小心翼翼塞进袖子里的暗袋里，抬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发，抬脚准备往凉棚走，去看看孩子们吃得好不好，有没有不够的，有没有吃不惯的。这些孩子，最小的才六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都是被人贩子拐来卖去的苦命人，她花了五两银子一个，从心狠手辣的刘婆子和马汉子手里把她们赎出来，就是想给她们一口饱饭，一个安身的地方，再教她们一门手艺，让她们往后能靠自己活下去。
可刚走了两步，她的脚步就顿住了。
她看见了那群孩子。
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吃完了早饭，小米粥喝得干干净净，红薯和腌萝卜也都收进了竹篮里，此刻不再是闹哄哄的模样，而是安安静静地站在凉棚边上，肩并肩站成了半个圆弧。大的十四五岁，个头已经抽条，小的七八岁，还矮矮小小的，攥着衣角，怯生生又硬邦邦地站着。一个一个，全都抬着眼，直勾勾地看着她，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笑，连呼吸都放得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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