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苏站在青石板铺就的院子中央,右手紧紧攥着那张边缘已经被指尖揉得微微发皱的麻纸,纸上用炭笔密密麻麻写满了算好的账目,数字叠着数字,线条勾着线条,每一笔都藏着她熬了半宿的心血。
初春的晨光从东边院墙外的老槐树梢斜斜淌下来,穿过薄薄的晨雾,温柔地覆在她身上,给她素色的棉布襦裙、挽起的发髻,甚至连垂在身侧的发丝,都镀上了一层温润又耀眼的淡金色。院子里静得很,只有西侧工坊里,水利织机规律运转的咔嗒声,一声接着一声,沉稳又有力,像是大地的心跳。远处京杭大运河的水面泛着碎金,船工们浑厚又带着水汽的号子声顺着风飘过来,忽远忽近,混着河水拍击船帮的轻响,成了这清晨最温柔的背景音。
凉棚就搭在院子东南角,用粗竹杆撑起,顶上铺着厚厚的茅草,遮去了大半晨光,只漏下几点斑驳的光影。那些被她从人贩子手里救出来的孩子,正围在棚下的粗木桌旁吃早饭,白瓷碗碰撞着木桌,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夹杂着她们叽叽喳喳的笑闹、小声的交谈,还有吞咽米粥的细碎声响。粥是新熬的小米粥,稠稠的,飘着南瓜的甜香,桌上还摆着几碟腌萝卜、蒸红薯,都是管饱的吃食,比她们之前在人贩子那里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好了何止百倍。
林苏站在原地,指尖微微放松了些,纸上的账目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昨夜秋江踏着夜色赶来,带来的消息像一颗火种,瞬间点燃了她心里所有的盼头,让她翻来覆去兴奋了一整夜,直到鸡叫三遍才浅浅眯了一会儿。
一百三十身衣裳,只是第一批订单。
城东王家的绸缎庄,要三十身,都是给府里丫鬟仆妇做的常服,款式简单,却要耐穿;城西李家大奶奶定了四十身,是给家里私塾的学子做的统一长衫,要求面料平整,做工规整;城南赵家是大户人家,一口气定了六十身,分了三等,一等是给府里小姐、少奶奶做的贴身衬裙,要绣上暗纹,二等是管事娘子的外衫,三等是粗使丫鬟的短打,样式、面料、针脚都要分得明明白白,半点错不得。三家加起来,不多不少,正好一百三十身。
这个数字,林苏昨晚在灯下算了一遍又一遍,炭笔换了三根,麻纸用了两张,算到眼睛发酸,才算得明明白白。
一身衣裳,就算按最省的用料算,也得两尺布,一百三十身,就是二百六十尺布。工坊里那几位大娘,都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手巧又肯出力,熟练的,一天稳稳当当能织两匹布,一匹布整四十尺,两匹就是八十尺。
这么算下来,二百六十尺布,三个大娘齐心协力,一天就能全部织完。
可织布只是第一步。
布织出来,要按尺寸裁剪,要一针一线缝制,赵家的衣裳还要分等级绣上不同的标记,一等绣折枝莲,二等绣卷草纹,三等绣简单的回字纹,光是画样子、打版、让赵家太太过目满意,就要费不少功夫。林苏坐在灯下,把工期排了又排,人手算了又算,布料盘了又盘,银子估了又估,从织布、裁剪、缝制到绣花、验收,三十天的工期,绰绰有余。只要中间不出什么岔子,这批活就能稳稳当当拿下来,一分不少地拿到工钱。
更重要的不是这一批活。
王家的掌柜说得明白,先试试手艺,要是做工好、用料实、交货快,往后府里所有的针线活,都定她们工坊的;李家大奶奶更是痛快,拉着秋江的手说,早就想给私塾学子做统一衣裳,只是找了好几家针线坊,要么做工粗糙,要么要价太高,要么工期拖拖拉拉,一直没寻着合适的;赵家太太虽然挑剔讲究,可这样的人最认死理,只要第一次让她挑不出错处,满意了,往后就是铁打的回头客,再也不会换别家。
林苏越想,心里越是亮堂,像是被这满院的晨光填满了,暖烘烘的,全是奔头。
她把那张写满账目的麻纸仔细折好,叠成小小的方块,小心翼翼塞进袖子里的暗袋里,抬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发,抬脚准备往凉棚走,去看看孩子们吃得好不好,有没有不够的,有没有吃不惯的。这些孩子,最小的才六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都是被人贩子拐来卖去的苦命人,她花了五两银子一个,从心狠手辣的刘婆子和马汉子手里把她们赎出来,就是想给她们一口饱饭,一个安身的地方,再教她们一门手艺,让她们往后能靠自己活下去。
可刚走了两步,她的脚步就顿住了。
她看见了那群孩子。
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吃完了早饭,小米粥喝得干干净净,红薯和腌萝卜也都收进了竹篮里,此刻不再是闹哄哄的模样,而是安安静静地站在凉棚边上,肩并肩站成了半个圆弧。大的十四五岁,个头已经抽条,小的七八岁,还矮矮小小的,攥着衣角,怯生生又硬邦邦地站着。一个一个,全都抬着眼,直勾勾地看着她,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笑,连呼吸都放得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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