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解释，将“不守孝”的责任，一半推给了“军情紧急”和皇帝的“默许”（模糊了程序），一半归咎于自身对继母的“难心无芥蒂”，姿态放得极低，承认“过错”，愿领责罚，却巧妙避开了“不孝”这个最严重的道德指控，将其淡化为一个“礼法有亏”“情有可原”的“过错”。
但“不孝”的帽子，一旦沾上，便难以彻底摘清。尤其是在顾廷灿以命相搏、闹得天下皆知的背景下，这“礼法有亏”四个字，便显得格外刺眼。言官们的弹章，如雪花般飞入养心殿，有人引《礼记》苛责，有人借顾家旧案旧事重提，直指顾廷烨目无君父、心性凉薄。
养心殿内，鎏金狻猊香炉吐出袅袅青烟，皇帝负手立于巨幅舆图前，目光久久停留在蜀地的山川形胜之上。蜀地，天府之国，却也民风彪悍，蛮族时叛，连接西南诸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顾廷烨在蜀数年，恩威并施，整顿军务，开拓商路，压服诸部，确实将那里经营得铁桶一般，朝廷政令畅通，税收大增，边境晏然。他若骤然离任，谁能接替？蜀地会不会再生乱局？
可是……皇帝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舆图的边缘。顾廷烨的权柄，是不是太大了些？宁远侯的爵位，京营的旧部，蜀地的经营，还有他那日益精明强干、善于经营的夫人盛明兰……这次“不孝”风波，虽未查实重罪，却将他与顾家那深不见底的阴暗过往，以及那份令人忌惮的“清理”能力，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这样的人，让他继续独掌蜀地重镇，皇帝能睡得安稳吗？
“不守孝”或许情有可原，但“不守制”却是事实。这是一个现成的、冠冕堂皇的、足以敲打甚至调整顾廷烨权力的理由。
皇帝沉吟良久，终于转身，对侍立一旁的大太监缓缓道：“拟旨。宁远侯顾廷烨，于继母丧期，未遵礼制，虽有军情考量，然终属礼法有亏。着即免去其蜀地一切职务，回京述职，闭门思过三月，罚俸一年，以示惩戒。其蜀地职务……暂由当地副将代理，另择贤能接任。”
旨意简洁，惩罚也不算太重（闭门思过、罚俸），重点在于“免去蜀地一切职务”和“另择贤能接任”。这既是惩戒，更是收权，是皇帝对顾廷烨权势的一次明确敲打与制衡。
圣旨颁下，朝野震动。
顾廷烨跪接圣旨，面色平静，叩首领罪，无半句辩解。他知道，这是皇帝在“不孝”风波后必然的举动，能如此“轻轻放下”，已是圣眷未衰的体现。蜀地的权柄固然可惜，但根基未伤，来日方长。
然而，对于朝堂上其他势力而言，顾廷烨空出来的“蜀地总督”这一实权职位，却像一块从天而降、香气四溢的肥肉，瞬间吸引了所有贪婪或野心勃勃的目光。蜀地，那不仅仅是天府之国的富庶，更是连接西南、影响诸番的战略要冲，拥有相当的自主兵权与财政权。谁若能接掌此地，便等于在朝廷之外，拥有了一个强大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根基！
一时间，平静了没多久的朝堂，再次暗流汹涌，继而演变为公开的角力与攻讦。而这场争夺的核心，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方官职归属，悄然卷入了储位之争的漩涡——皇帝春秋渐高，储位空悬，顾廷烨这枚超然的“平衡砝码”暂时离场，留下的权力真空，成了诸位皇子及其背后势力绝佳的角力场。
大皇子与二皇子（皇后嫡出，同胞兄弟）一系，作为嫡长一脉，率先占据了“名正言顺”的制高点。大皇子萧瑾性格持重，素有“宽仁”之名，二皇子萧瑜则机敏果决，擅长统筹谋划，兄弟二人一刚一柔，配合默契，背后是皇后母族的坚实支撑与众多守成老臣的拥护。他们深知，宠妃势力手中，将严重威胁嫡子的储位合法性，因此定下“稳字当头、以文制武”的策略。大皇子在御前奏对中屡屡提及“蜀地久经兵戈，当以文治调剂，与民休息”，二皇子则暗中联络清流与中立勋贵，推举一位与大皇子有师生之谊、且在江南治水有功的老成文臣——户部侍郎温彦博。温彦博既无强势背景，又有实政口碑，打着“安抚地方、整顿赋税”的旗号，看似折中，实则能将蜀地纳入嫡子一脉的影响范围，同时避开“外戚干政”“武夫擅权”的非议。兄弟二人分工明确，大皇子台前造势，二皇子幕后操盘，门下言官则纷纷上奏，强调“嫡子主政，当以稳为先，蜀地安则天下安”，隐隐将储位与蜀地治理绑定。
三皇子萧珩（贤妃所出）一系，则走了“稳健务实”的路线。贤妃母族清贵，无外戚专权之嫌，三皇子本人亦以“沉静好学”闻名，支持者多为中层文官与部分军中中立将领。他深知自己既无嫡子之名，又无宠妃之幸，唯有靠“能力”与“无争”立足。因此，三皇子并未直接推举特定人选，而是在经筵讲学中，援引前朝“边地治理，当文武相济，不宜偏废”的典故，主张“蜀地需择贤而任，不问文武，只论才德”。其背后势力则暗中散布言论，抨击大皇子派系“重文轻武，恐失蛮夷之心”，驳斥五皇子派系“任人唯亲，罔顾国本”，同时推荐了一位出身寒微、却在西北戍边多年、战功卓着的将领——李崇。李崇既非嫡派亲信，亦非宠妃党羽，且治军严明、体恤士卒，三皇子此举，既显得“公心为上”，又能借李崇的军事实力巩固自身在军中的影响力，同时向皇帝传递“不结党、重实绩”的信号，试图以“贤能”打动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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