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解释,将“不守孝”的责任,一半推给了“军情紧急”和皇帝的“默许”(模糊了程序),一半归咎于自身对继母的“难心无芥蒂”,姿态放得极低,承认“过错”,愿领责罚,却巧妙避开了“不孝”这个最严重的道德指控,将其淡化为一个“礼法有亏”“情有可原”的“过错”。
但“不孝”的帽子,一旦沾上,便难以彻底摘清。尤其是在顾廷灿以命相搏、闹得天下皆知的背景下,这“礼法有亏”四个字,便显得格外刺眼。言官们的弹章,如雪花般飞入养心殿,有人引《礼记》苛责,有人借顾家旧案旧事重提,直指顾廷烨目无君父、心性凉薄。
养心殿内,鎏金狻猊香炉吐出袅袅青烟,皇帝负手立于巨幅舆图前,目光久久停留在蜀地的山川形胜之上。蜀地,天府之国,却也民风彪悍,蛮族时叛,连接西南诸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顾廷烨在蜀数年,恩威并施,整顿军务,开拓商路,压服诸部,确实将那里经营得铁桶一般,朝廷政令畅通,税收大增,边境晏然。他若骤然离任,谁能接替?蜀地会不会再生乱局?
可是……皇帝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舆图的边缘。顾廷烨的权柄,是不是太大了些?宁远侯的爵位,京营的旧部,蜀地的经营,还有他那日益精明强干、善于经营的夫人盛明兰……这次“不孝”风波,虽未查实重罪,却将他与顾家那深不见底的阴暗过往,以及那份令人忌惮的“清理”能力,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这样的人,让他继续独掌蜀地重镇,皇帝能睡得安稳吗?
“不守孝”或许情有可原,但“不守制”却是事实。这是一个现成的、冠冕堂皇的、足以敲打甚至调整顾廷烨权力的理由。
皇帝沉吟良久,终于转身,对侍立一旁的大太监缓缓道:“拟旨。宁远侯顾廷烨,于继母丧期,未遵礼制,虽有军情考量,然终属礼法有亏。着即免去其蜀地一切职务,回京述职,闭门思过三月,罚俸一年,以示惩戒。其蜀地职务……暂由当地副将代理,另择贤能接任。”
旨意简洁,惩罚也不算太重(闭门思过、罚俸),重点在于“免去蜀地一切职务”和“另择贤能接任”。这既是惩戒,更是收权,是皇帝对顾廷烨权势的一次明确敲打与制衡。
圣旨颁下,朝野震动。
顾廷烨跪接圣旨,面色平静,叩首领罪,无半句辩解。他知道,这是皇帝在“不孝”风波后必然的举动,能如此“轻轻放下”,已是圣眷未衰的体现。蜀地的权柄固然可惜,但根基未伤,来日方长。
然而,对于朝堂上其他势力而言,顾廷烨空出来的“蜀地总督”这一实权职位,却像一块从天而降、香气四溢的肥肉,瞬间吸引了所有贪婪或野心勃勃的目光。蜀地,那不仅仅是天府之国的富庶,更是连接西南、影响诸番的战略要冲,拥有相当的自主兵权与财政权。谁若能接掌此地,便等于在朝廷之外,拥有了一个强大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根基!
一时间,平静了没多久的朝堂,再次暗流汹涌,继而演变为公开的角力与攻讦。而这场争夺的核心,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方官职归属,悄然卷入了储位之争的漩涡——皇帝春秋渐高,储位空悬,顾廷烨这枚超然的“平衡砝码”暂时离场,留下的权力真空,成了诸位皇子及其背后势力绝佳的角力场。
大皇子与二皇子(皇后嫡出,同胞兄弟)一系,作为嫡长一脉,率先占据了“名正言顺”的制高点。大皇子萧瑾性格持重,素有“宽仁”之名,二皇子萧瑜则机敏果决,擅长统筹谋划,兄弟二人一刚一柔,配合默契,背后是皇后母族的坚实支撑与众多守成老臣的拥护。他们深知,宠妃势力手中,将严重威胁嫡子的储位合法性,因此定下“稳字当头、以文制武”的策略。大皇子在御前奏对中屡屡提及“蜀地久经兵戈,当以文治调剂,与民休息”,二皇子则暗中联络清流与中立勋贵,推举一位与大皇子有师生之谊、且在江南治水有功的老成文臣——户部侍郎温彦博。温彦博既无强势背景,又有实政口碑,打着“安抚地方、整顿赋税”的旗号,看似折中,实则能将蜀地纳入嫡子一脉的影响范围,同时避开“外戚干政”“武夫擅权”的非议。兄弟二人分工明确,大皇子台前造势,二皇子幕后操盘,门下言官则纷纷上奏,强调“嫡子主政,当以稳为先,蜀地安则天下安”,隐隐将储位与蜀地治理绑定。
三皇子萧珩(贤妃所出)一系,则走了“稳健务实”的路线。贤妃母族清贵,无外戚专权之嫌,三皇子本人亦以“沉静好学”闻名,支持者多为中层文官与部分军中中立将领。他深知自己既无嫡子之名,又无宠妃之幸,唯有靠“能力”与“无争”立足。因此,三皇子并未直接推举特定人选,而是在经筵讲学中,援引前朝“边地治理,当文武相济,不宜偏废”的典故,主张“蜀地需择贤而任,不问文武,只论才德”。其背后势力则暗中散布言论,抨击大皇子派系“重文轻武,恐失蛮夷之心”,驳斥五皇子派系“任人唯亲,罔顾国本”,同时推荐了一位出身寒微、却在西北戍边多年、战功卓着的将领——李崇。李崇既非嫡派亲信,亦非宠妃党羽,且治军严明、体恤士卒,三皇子此举,既显得“公心为上”,又能借李崇的军事实力巩固自身在军中的影响力,同时向皇帝传递“不结党、重实绩”的信号,试图以“贤能”打动父皇。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