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顾廷烨夫妇掌家后的产业,账面光鲜、增长迅猛,挑不出半点错处,可若要追溯数十年间的财产流转,尤其是大秦氏、白氏嫁妆的归属,以及是否有侵占、转移等猫腻,便如陷入泥沼,处处是断点,处处是疑云。那些可能牵扯出财产舞弊、甚至与老侯爷、白氏死因相关的财务线索,早已被时光与人为的手段,埋得严严实实。
三司主审官端坐衙内,翻着手中的查案记录,面面相觑,眼底皆是化不开的凝重与无奈。顾廷烨年少恶行?人证死的死、散的散,连顾廷炳这般关键宗亲都没了实证;顾家内宅秘辛?知情旧仆被清洗殆尽,无人敢言;巨额财产纠葛?旧账混乱无凭,新账与旧账割裂,无从追责。
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还是一场跨越数年、精心布局、冷酷无情的证据湮灭与历史重构?矛头隐隐指向两人——有动机也有能力清洗内宅、整理财产的盛明兰,以及最终受益、全程默许甚至可能暗中主导的顾廷烨。
可偏偏,没有半分直接证据。消失的人无迹可寻,混乱的账册年代久远,顾廷烨夫妇只需辩称:人员变动是府务常理,账目不清是历史遗留,他们接手后只求整顿家族、兴旺门楣,何错之有?
最终,三司的奏报递至御前,通篇皆是“查无实据”“年深日久、难以详考”“财产纠葛、归属存疑”的含糊措辞,虽未定罪顾廷烨夫妇,字里行间的诡异与人为痕迹,却足以让圣上心生冷意,让京中百官凛然。这场声势浩大的三司会审,没定顾廷烨的罪,没还顾廷灿公道,更没厘清顾家几十年的恩怨迷局,只像一把钝刀,在宁远侯府的体面之上,划开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伤口里渗出的,是陈年血迹,更是权力碾压下,记忆被抹杀、真相被掩埋的森然寒意——活生生的人与事,终究抵不过掌权者想要的“秩序”,沦为了“存疑”与“无考”的注脚。
消息传回永昌侯府,梁老爷捻着胡须沉默良久,梁曜望着窗外沉沉暮色,缓缓吐出三个字:“好手段。”不知是赞叹盛明兰的果决,还是叹息高门的凉薄。梁夫人捻动佛珠,佛珠串子发出细碎声响,半晌才低声道:“顾廷灿,怕是永无翻身之日了。”法律未判她错,可那些无声的“无考”,早已将她的控诉与挣扎,彻底淹没封存,比明晃晃的惩罚更令人绝望。
三司会审的最终奏报,如同预料之中,也如同那混杂的账目与消逝的人证一般,成了一笔难以厘清的糊涂账。顾家过往的恩怨、财产的纠葛、人员的异常更迭,在“年代久远”“证据不足”“合乎旧例”等措辞的包裹下,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皇帝既不能仅凭顾廷灿的攀咬和秦昭的追述,就去定一位战功赫赫、手握重兵的侯爷及其夫人的罪,也无法全然忽视那奏报字里行间透出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干净”与疑窦。
然而,有一点,在铁一般的行程记录与官牒档案面前,却是板上钉钉,无可辩驳——
顾廷烨,在其继母小秦氏病亡之后,并未按《大周律》及礼制规定,为其守孝二十七个月。
小秦氏亡故时,顾廷烨身在京城。按制,他应立即丁忧去职,闭门守制,断绝外务,素服斋居。但档案清晰记载,不过月余,他便以“蜀地军务紧急,朝廷特旨夺情”为由,迅速交接了京中职务,马不停蹄地奔赴蜀地上任去了。
所谓“夺情”,乃是在官员遭遇父母之丧时,因国家有紧急军务或重大政务,皇帝特旨允许其不按常例守制,继续留任或提前复职。此乃非常之举,需皇帝亲自下明旨、内阁票拟、礼部备案,三法司存档,程序严苛,通常仅用于宰辅、边帅等不可或缺的重臣 。寻常武将,断无轻易破例的道理。
然而,翻遍当时的旨意存档、内阁票拟、礼部册簿,并无明确针对顾廷烨“夺情”的圣旨。只有一份顾廷烨本人上奏的、言辞恳切的陈情表,陈述蜀地蛮族不稳、边寨屡遭袭扰、军粮转运受阻,自己身为陛下倚重的将领,不敢因私废公,恳请陛下允许他“墨绖从戎”,为国效力。而皇帝当时,似乎只是默许,并未正式下旨“夺情”,仅朱批“准赴任”三字,未附任何夺情特典。
这便留下了一个致命的模糊地带:皇帝是默许了“夺情”,还是仅仅准了他赴任?若算“夺情”,程序上显然不完备,礼部、宗人府皆可驳斥;若不算,那顾廷烨便是公然违制,未守孝而赴任,坐实了“不孝”之实。在以孝治天下的大周,这罪名足以罢官夺爵,身败名裂。
顾廷烨在朝堂上对此的解释是:“彼时蜀地情势确实危急,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将。臣虽知礼法有亏,然为国尽忠亦是大孝。陛下知臣,未加斥责,臣便以为陛下默许。且继母秦氏所为,陛下与诸公皆知,她构陷臣、谋害兄长、勾结外戚,祸乱侯府,臣实难心无芥蒂,为其守制。此乃臣之过错,臣愿领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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