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或者说只是求生的暴动，那点微弱的火苗刚刚燃起，就被封建国家机器以最无情、最高效的方式碾碎。上位者的逻辑简单而残酷：稳定压倒一切，哪怕是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稳定”。百姓的性命，在维护统治秩序的铁律面前，轻如草芥，贱如尘埃。
这些消息像瘟疫一样，顺着安置点的每一条泥泞小道蔓延，比腹中空空的饥饿更摧残人心，比刺骨的寒风更让人绝望。最后一丝对外部救援、对逃出生天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绝望不再是汹涌的潮水，而是变成了沉在水底的淤泥，裹着所有人的四肢，让他们连挣扎的力气都快没了。
而就在这绝望的谷底，一种更加刺目惊心的“贸易”，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安置点外围。
几辆破旧的驴车、牛车碾着泥泞驶来，车轮陷在泥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哀鸣。车上跳下来几个面色麻木、眼神却透着精明的汉子，他们往地上一坐，就扯着嗓子喊起来，声音粗粝，像一把钝刀割着所有人的耳膜：
“收孩子喽！八岁以下男女童，模样周正的，换糙米一斗！手脚齐全的，换半斗！缺胳膊少腿的，白送都不要！”
“半大闺女小子，能干活能跑腿的，价格面议！要是会缝补会喂猪的，能多给半升米！”
“卖身葬亲的也过来瞧瞧！签了死契，立马给你二百钱，够买副薄皮棺材了！”
卖儿鬻女。
这四个字，从前只在史书里见过的、带着墨汁冷意的词语，此刻变成了活生生的、就在眼前上演的人间惨剧。
安置点的角落里，几个彻底被生活压垮的父母，蜷缩在窝棚的茅草边，搂着骨瘦如柴、饿得连哭都没力气的孩子，做着此生最痛苦的决定。一位母亲把脸埋在孩子稀疏的头发里，压抑的、破碎的呜咽从喉咙里挤出来，像被掐住脖子的雀鸟；旁边的父亲抱着头，肩膀剧烈地颤抖，指缝里漏出压抑的抽泣，却不敢放声，怕惊扰了怀里懵懂的孩子；孩子眨着无神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父母流泪的脸，伸出干瘦的小手去擦母亲的眼泪，嘴里还念叨着“娘，饿……”。每一幕，都像钝刀子割肉，割得围观的人心口发紧，却又无能为力。
一个干瘦如柴的汉子，手里攥着一斗散发着霉味的糙米，那糙米里还混着沙子和稗子，他用这斗米，换走了邻居家五岁的女儿。小姑娘被那汉子抱起来时，似乎才明白过来要和爹娘分开，突然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爹！娘！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她的小手在空中乱抓，指甲抠到了汉子的胳膊，却被汉子不耐烦地甩开。那哭声像利箭，射穿了安置点里许多人最后的心理防线，有人别过头去抹眼泪，有人捂住了自家孩子的嘴，生怕下一个被送走的就是自己的骨肉。
还有一个妇人，“噗通”一声跪在“人牙子”面前，额头磕在冰冷的泥地上，磕出了血印，她一边磕头一边哀求：“行行好，收下我家小子吧，他十岁了，能挑水能劈柴，给口饭吃就行，让他当牛做马都行……”那孩子死死拽着母亲的衣角，小脸涨得通红，满脸是泪，却倔强地不肯松手，嘴里反复喊着：“娘，我不走，我能干活，我不吃饭了还不行吗？”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与此同时，从那些侥幸逃回的、略有见识的村民只言片语中，以及严婉娘通过早年行善结识的一些隐秘渠道得到的一点风声里，林苏得知，在远离这片人间地狱的城镇，在那些高墙深院的王府官邸之中，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天地。
达官贵人们的宴饮歌舞并未因远方的洪灾而稍减分毫，反而似乎更添了几分“及时行乐”的放纵。江南运来的新奇戏班在戏台上演着缠绵的昆曲，御膳房送来的精致点心摆了满满一桌，西域进贡的奢华衣料在贵妇们的身上流转，价值千金的茶叶煮出的茶汤，只喝一口就被随手倒掉。或许有几位官员会在宴会上假惺惺地感叹几句“民生多艰”，捐出些微不足道的银钱以示“仁善”，转头便又沉浸在风花雪月、权力倾轧的算计之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吞噬了无数生命、改变了千里地貌的洪灾，不过是奏折上一个需要潦草处理的麻烦，是朝会上几句可以攻讦政敌的言辞，甚至是一次可以从中牟利的“机会”——倒卖朝廷下发的救灾物资，兼并灾后无主的土地，放高利贷给走投无路的灾民，每一条路，都能让他们的腰包更鼓。
上位者的寻欢作乐，与底层百姓的卖儿鬻女、易子而食，构成了这个封建王朝末世最刺眼、最残酷的对比。这套运行了数百年的制度，早已烂到了根子里：它无法有效动员力量救灾，只会用暴力镇压求生者的反抗，并用一种近乎自然淘汰般的冰冷市场逻辑，完成对底层最后一点血肉的吞噬。
林苏站在安置点的边缘，看着不远处那令人心碎的买卖场景，听着风中隐约传来的、来自更远方城镇的悲惨消息，再想到京城那片歌舞升平的奢靡与算计，只觉得一股熊熊怒火在胸中燃烧，烧得她胸口发疼，几乎要冲破她一直维持的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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