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四月的深圳,空气里已经有了初夏的潮热。
坪山工业园的大门口,那面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旗杆下,十几辆墨绿色的军用卡车排成长龙,引擎未熄,发出低沉而均匀的轰鸣。
车厢用厚重的帆布篷盖得严严实实,只在颠簸时,能听见里面金属与木箱沉闷的磕碰声。
更多的,是人。
从卡车上下来的人,男女老少都有,但多数是中年男人。
他们穿着款式各异的呢子大衣或旧西装,有些戴着眼镜,有些头发花白,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还有一丝掩藏不住的、踏入陌生土地时的警惕与茫然。
他们的行李很简单,大多是皮箱或藤条箱,但有些人的手里,紧紧攥着鼓囊囊的公文包,指节都泛白了。
李平安站在研发中心大楼的台阶上,看着这一幕。
阳光刺眼,他微微眯起眼睛。身后站着李耀宗、何晓、陈安邦,还有匆匆从香港赶回的周文彬。所有人都屏着呼吸,看着这支沉默而奇特的“车队”。
最后一辆吉普车停下,陈江河跳下车,快步走过来。他脸上带着风霜,眼眶深陷,但眼睛亮得惊人。
“哥,人……都带回来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压不住那股兴奋,“一共一百四十七人。专家六十九名,家属七十八人。还有……那些东西。”
他回头指了指那些卡车。
李平安点点头,没说话。他走下台阶,走向那群刚刚落地、聚集在一起有些不知所措的苏联人。
伊万诺夫站在人群最前面,他换了一身略显紧绷的西装,试图挺直腰板,维持着军人最后的体面。他身边站着几个气质明显不同的人——一个头发全白、戴着厚眼镜的老者,正打量着远处的厂房;一个身材瘦削、目光锐利的中年人,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裤缝。
“伊万诺夫先生,一路辛苦。”李平安伸出手,用的是俄语。这几个月,他突击学了些简单的俄语。
伊万诺夫明显愣了一下,随即紧紧握住李平安的手。“李先生,我们……到了。”他的中文生硬,但足够清晰。
李平安转向他身后的专家们,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写满故事的脸。
他用清晰的、放缓的语调,通过旁边的翻译说道:“各位专家,同志们。欢迎来到中国,来到深圳,来到万象。这里,将是你们的新家,也是你们事业的新起点。”
翻译的声音落下,人群中响起一阵低低的、交头接耳的俄语声。
有人松了一口气,有人眼里闪过怀疑,更多的人,目光投向了那些崭新的厂房和那栋白色的研发大楼,那里有他们熟悉又陌生的机床轮廓。
震惊,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万象集团内部激起了滔天巨浪。
接下来的几天,工业园仿佛变成了一个精密的蜂巢,高速运转,却又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亢奋。
卡车里的“东西”被小心翼翼卸下。那不是普通的货物,是打包得极其严密的图纸——成捆的、泛着陈旧纸张气息的蓝图;是沉重的木箱,打开后露出包裹在防震材料中的精密仪器零件;甚至有几台被拆卸开、标记好序号的实验性机床核心部件。
空气里弥漫着机油、旧纸张和异国尘土混合的奇特气味。
而比这些“死物”更让人震撼的,是那些活生生的人。
材料实验室里,那位白发老者——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曾是苏联某尖端材料研究所的负责人,此刻正用微微颤抖的手,抚摸着国内尚未普及的扫描电镜外壳,用俄语快速地对旁边的中国助手说着什么,助手一边疯狂记录,一边忍不住露出震惊的表情。
机械装配车间,几个苏联工程师围着一条从日本引进、尚未完全吃透的汽车生产线,指指点点,激烈讨论。
很快,一份用中文和俄语双语标注的、长达十几页的工艺优化建议书,就摆在了何晓的桌上。建议直指痛点,有些思路闻所未闻。
李平安站在新建成的“专家公寓”楼顶,俯瞰着整个园区。
这片他一手打造的产业新城,因为这批特殊“移民”的到来,正在注入一种截然不同的、厚重而精密的气质。
“爸,这些人……太厉害了。”李耀宗站在他身边,语气里满是感慨,“他们说的很多概念,我们学校的教材里提都没提过。”
“他们来自一个曾经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工业帝国。”李平安缓缓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技术,这些经验,是他们用几十年时间、无数资源堆出来的。现在,是我们的了。”
他沉吟片刻:“不过,不能简单照搬。国情不同,基础不同。消化,吸收,再创新,才是我们的路。”
为了让这些离乡背井的专家真正安心,李平安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工业园生活区西侧,划出一块独立区域,兴建“伏尔加小镇”。
不是简单的宿舍楼,而是按照东欧风格规划的小型社区:红砖尖顶的联排公寓,中央是一个有小喷泉的广场,规划了面包房、售卖俄式香肠和腌黄瓜的小商店,甚至预留了一个东正教小教堂的位置——虽然暂时可能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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