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梁清安时不时会去看望那个女人。
起初，女人的丈夫，那个货车司机，像一团驱不散的阴云，总在庇护所附近游荡。
他瘸着腿，拄着拐杖，眼神如淬毒的匕首，在铁栅栏外死死盯着庇护所的窗户。
每当女人瞥见那身影，身体便会不自觉地颤抖，手指攥紧衣角，仿佛要将布料揉进掌心。
程芷莹律师团的介入，让局面有了转机。
他们迅速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并联合社区警务站加强巡逻。
警车红蓝闪烁的灯光在巷口彻夜亮起，货车司机终于被强制禁止靠近。
女人搬进了妇联提供的临时庇护所，那是一栋刷着淡黄色墙漆的小楼，窗台上摆着志愿者送来的绿萝，叶片舒展，在阳光下泛着生机勃勃的绿意。
梁清安每次去探望，都能捕捉到女人细微的变化。
她开始学着用左手写字，右手曾被丈夫用扳手砸伤，至今仍无法灵活弯曲。
志愿者教她烘焙时，她笨拙地揉捏面团，面粉沾在鼻尖，却笑得像孩子般纯粹。
面团在她掌心逐渐柔软成型，仿佛某种无声的疗愈。
律师团为她争取到了工伤赔偿，程芷莹甚至亲自帮她修改简历，润色那些因家暴而中断的空白工作经历。
当女人终于收到公益机构的录用通知时，她攥着薄薄的入职信，在庇护所走廊里来来回回走了十几遍，每一步都踩在重新寻回的希望上。
然而，阴影并未彻底消散，货车司机虽被法律约束，却仍不断试图渗透进她的生活。
他收买保安递威胁纸条，甚至托人伪造车祸现场的图片发到女人手机里，画面中扭曲的货车残骸和血淋淋的假伤口，让女人整夜蜷缩在床角，将枕头死死压在胸口，仿佛这样就能隔绝所有噩梦。
程芷莹律师团紧急联系心理咨询师，为她建立心理防护机制。
每周三下午，咨询师会带着沙盘和彩绘卡片来到庇护所，引导她将恐惧具象化，再用小石块在沙盘上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梁清安自发组织志愿者小组，轮流接送她往返医院，风雨无阻。
甚至包下了附近一个生意惨淡的小书店，腾出一角，让她摆放手工编织的饰品售卖。
那些用毛线缠绕出的向日葵胸针，花瓣倔强地向上翘起，如同她逐渐挺直的脊梁。
生活有了起色，但现实的荆棘依旧锋利。
庇护所的临时床位仅能居住三个月，而女人因长期创伤留下的应激障碍，让工作面试屡屡碰壁。
面试官皱眉打量她颤抖的双手，追问简历空白期时，她只能含糊其辞，最终换来礼貌却冰冷的拒绝。
梁清安看在眼里，开始默默查阅反家暴援助政策，在深夜的台灯下整理资料，试图帮她找到更多社会资源。
程芷莹律师团则联合公益基金会发起众筹，为她筹集创业启动金。
消息在网络传播，有人捐款，有人质疑，有人留言：“她真的能站起来吗？”
程芷莹在筹款页面写下：“我们无法替她行走，但可以递一把铲子，让她亲手填平深渊。”
某个暴雨倾盆的午后，女人蜷在书店角落织毛衣，毛线在指尖穿梭，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她突然抬头，对梁清安说：“等攒够钱，我想开一家重生工坊，专门教受虐女性做手艺。”
窗外的雨声淅沥，梁清安看见她眼里的光，比任何晴天都明亮。
这念头像一颗种子，在两人心底悄然生根。
她们开始策划细节，工坊要开在社区角落，门口种一排向日葵，课程分两部分，前半段学编织、陶艺，后半段由心理咨询师引导倾诉。
收益将用于资助更多女性脱离暴力，梁清安甚至联系到一位退休的设计师，对方无偿绘制了工坊的蓝图，图纸上，阳光透过落地窗洒满操作台，每一缕光线都被精心标注，仿佛能驱散所有黑暗。
筹备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房东听闻工坊性质后，犹豫是否要出租场地，担心影响其他租户，供货商对小额订单敷衍了事，拖延材料交付。
众筹进度缓慢，评论区仍有人嘲讽不过是卖惨博同情。
程芷莹律师团再次介入，援引反歧视租赁法案与公益扶持政策，终于说服房东。
梁清安则亲自跑遍市场，找到一家愿意合作的小作坊，老板是位单亲母亲，听罢她们的故事后，红着眼眶压低了报价。
女人开始参加技能培训，左手笨拙地练习陶轮，泥浆飞溅到裙摆，她却笑得坦然。
“现在摔碎的陶胚，以后都会变成艺术品。”
工坊终于在社区边缘开业，挂牌那天，女人将丈夫送的廉价项链从旧物箱底翻出，用钳子一点点掰断，金属断裂的声响清脆如裂冰。
她站在门口，将第一盆向日葵种进土里，泥土沾满指甲缝。
梁清安望着她，忽然想起程芷莹说过的话：“走出深渊的人，往往需要先摔碎所有枷锁。”
工坊内，几位女性围坐在操作台前，有人颤抖着捏陶土，有人低声啜泣，女人握住她们的手，掌心温度传递着某种无声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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