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了“鼹鼠”就是副厅长高桥，周瑾瑜和顾婉茹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面临着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扳倒他？
高桥不是普通的小角色。他是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的副厅长，名义上的二把手，实际掌握着大量行政、人事和部分业务权力。更重要的是，他深得日本方面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基于他多年来的“忠诚”表现、圆滑的处事手腕，以及他作为留日背景、精通日语、熟悉日本规则的高级官僚身份。在日本人眼里，高桥是“模范”的“合作者”，是维持统治需要倚重的对象。
这样一个人，如果仅仅因为怀疑他是重庆或延安方面的间谍就去举报，不仅难以成功，反而会打草惊蛇，甚至可能引火烧身。周瑾瑜必须冷静地分析现状，找出高桥的弱点，以及能够安全清除他的方法。
晚上，在确认了监听设备没有异常、浴室水流声足以掩盖谈话后，周瑾瑜和顾婉茹再次低声商讨。
“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周瑾瑜梳理着线索，“第一，基本确定高桥是‘鼹鼠’，他通过秘书赵某传递情报，联络点可能是‘福源茶庄’。第二，我们手上有赵秘书异常外出、以及‘鼹鼠’信号出现时间耦合的间接证据。第三，我们投放的假情报，通过赵秘书的渠道传递了出去。”
顾婉茹点头：“但这些，都只能指向赵秘书，无法直接证明是高桥指使的。赵秘书完全可以自己扛下来，或者说情报是他自己窃取的，与高桥无关。高桥甚至可以反过来指责赵秘书背叛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没错。”周瑾瑜沉声道，“这就是高桥的高明之处，也是我们最大的难题。他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了，从不直接经手任何可能留下把柄的事情。所有脏活累活，都由赵秘书这样的心腹去干。即使赵秘书被抓，只要高桥不倒，他就有办法让赵秘书闭嘴，或者让事情不了了之。”
“那……如果我们设法抓住赵秘书传递情报的现行呢？”顾婉茹提出一个想法，“比如，在他去‘福源茶庄’交接的时候，当场抓获，人赃并获。”
周瑾瑜摇摇头：“有几个问题。第一，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的交接方式和时间，贸然行动很容易扑空，或者被反侦察。第二，就算当场抓住赵秘书传递情报，他传递的也只是我们投放的假情报，这反而可能暴露我们在测试他。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谁去抓？我们自己不能动手，那会直接暴露。让警察厅其他人去？没有确凿证据和上级命令，谁敢去抓副厅长的秘书？而且，以高桥的能量，很可能在抓捕过程中就得到消息，提前做出应对。”
顾婉茹明白了问题的复杂性。这就像一个死循环：知道高桥是内奸，但没有直接证据；想获取证据，又可能打草惊蛇或暴露自己；想借助外力，又找不到合适且安全的力量。
“常规手段，举报、抓捕、审讯，对我们来说都行不通。”周瑾瑜总结道，“高桥的地位和关系网，构成了一道坚固的保护层。我们就像站在一堵高墙外面，知道墙里有问题，但手里没有梯子，也没有炸药，硬闯只会头破血流。”
“那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继续潜伏，危害组织？”顾婉茹有些焦急。
“当然不是。”周瑾瑜的眼神变得深邃，“常规手段不行，我们就用非常规手段。我们不能自己动手，但可以让别人动手。”
“让别人动手？谁？”
“清水一郎。”周瑾瑜缓缓吐出这个名字。
顾婉茹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周瑾瑜的意图：“借刀杀人？”
“对。”周瑾瑜点头，“清水一郎多疑、自负，权力欲望强，而且他本身就对我们、对警察厅内部抱有怀疑。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有动机去调查甚至扳倒高桥。如果我们能巧妙地引导清水，让他‘自己发现’高桥是内奸，那么，动手的就是他，承担风险和后果的也是他。我们只需要在背后轻轻推一把，然后坐山观虎斗。”
这个思路让顾婉茹眼前一亮，但随即又生出新的担忧：“可是，清水也不是傻子。我们怎么才能让他相信高桥是内奸，而且不怀疑到我们头上？这需要非常精心的设计和引导，不能留下任何我们操作的痕迹。”
“这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周瑾瑜说，“我们需要为清水‘制造’出他能发现的‘证据’。这些证据不能太明显，太明显了反而假；要看起来像是偶然被发现的，或者是在他调查过程中‘顺藤摸瓜’找到的。而且，证据的内容要符合高桥的身份和行为逻辑，要能触动清水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具体要怎么做？”顾婉茹问。
周瑾瑜沉思片刻，说道：“首先，我们要进一步摸清高桥的底细和习惯。他除了通过赵秘书传递情报，是否还有其他渠道？他的社会关系、过往经历中，有没有可以加以利用的‘黑料’或疑点？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习惯，或者不为人知的交往？这些信息，光靠我们观察不够，可能需要动用一些埋藏得更深的关系，或者从档案、旧记录里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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