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鼹鼠”信号的再次出现，证实了周瑾瑜“投石问路”的策略起了作用。但三块石头，究竟惊动了哪条鱼？周瑾瑜需要更精确的定位。他不能仅凭一次信号就下结论，必须找到更直接的证据链。
接下来的几天，周瑾瑜和顾婉茹分工协作，展开了更细致的观察和监听。
周瑾瑜的重点放在了对三位嫌疑人及其身边人的日常行为监控上。他利用工作之便，留意警察厅内部的细微动向，同时，他也开始有意识地、但极其谨慎地，对高桥的机要秘书——一个姓赵的年轻人，进行远距离观察。
赵秘书大约三十岁，戴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做事勤快，是高桥从基层一手提拔起来的，被认为是高桥的心腹。他负责处理高桥的日常文件、安排行程、传递一些非核心的口信。
周瑾瑜发现，自从他“无意”向高桥透露了药品运输的细节后，赵秘书外出的频率似乎略有增加。当然，作为副厅长的秘书，外出办事很正常，但周瑾瑜凭借特工的敏锐，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规律。
赵秘书外出，通常会有明确的公务理由，比如去市政公署送文件，去某个分局传达指示。但最近两次，他外出的时间点有些微妙，一次是在下午临近下班时，说是去邮局寄一封“私人信件”，另一次是午休时间，说去药店买点胃药。理由都说得过去，但周瑾瑜注意到，他去的方向和他声称的目的地，似乎并不完全吻合，而且在外停留的时间比正常办事要稍长一些。
更让周瑾瑜起疑的是，顾婉茹那边的监听有了新进展。她连续几个晚上在相近的时间段（通常是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监听到了那个微弱信号的出现，虽然每次持续时间不长，但出现的规律性增强了。她将记录的电码进行比对分析，发现虽然具体内容无法破译，但信号的“指纹”——比如起始和结束的特定码组、冗余码的插入模式——越来越稳定，几乎可以确定是同一个发报源。
“发报时间相对固定，说明操作者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安全、不易被打扰的环境下进行，比如家里，或者一个固定的隐蔽地点。”顾婉茹在浴室里低声对周瑾瑜分析，“信号微弱且断断续续，可能是功率小，也可能是有意降低功率，或者发射环境有遮挡。结合你之前判断信号源在警察厅那片区域，那么，嫌疑人很可能是在下班后，在住所或附近某个地点发报。”
周瑾瑜点点头：“高桥住在警察厅高级官员宿舍区，那里管理严格，但相对独立。吉田住在日本人聚居区，中村住在老城区。如果是在住所发报，高桥的条件最便利，也最隐蔽。”
“还有一点，”顾婉茹补充道，“我尝试用你带回来的那些旧零件，简单增强了接收机的方向性。虽然精度很差，但大致能感觉到信号最强的方向，确实是偏警察厅总部和高级宿舍区那个方位。当然，这不能作为证据，干扰因素太多了。”
这些线索像一块块拼图，虽然零碎，但渐渐指向同一个方向。然而，要最终确认，还需要更关键的证据——证明高桥或者他的亲信，与他们投放的假情报，以及“鼹鼠”信号，存在直接关联。
周瑾瑜决定再推一把。他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测试”。
他让顾婉茹在白天合适的时候，给防疫总部办公室打了个电话（用的是街边公用电话，且变换了声音）。电话是打给周瑾瑜的一个下属办事员的，顾婉茹伪装成“铁路局货运科”的人，语气急促地说：“找周科长！关于二十五号那批药的车皮安排有变！原定的混合列车临时调整，那节车皮可能要改挂到二十六号下午的专列后面，具体车厢号也变了！让周科长尽快联系我们确认！”
这个电话内容，是对周瑾瑜之前“泄露”给高桥的药品运输信息的“更新”和“更正”。如果高桥或者赵秘书真的在关注这个情报，并且有渠道传递，那么当这个“新信息”出现时，他们很可能会有所动作。
周瑾瑜提前交代了那个办事员，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不要惊讶，就记录下口信，然后正常转告他。办事员虽然疑惑，但照做了。
当天下午，办事员将“铁路局”的口信转告了周瑾瑜。周瑾瑜当着几个同事的面，皱了皱眉，抱怨了一句：“铁路局总是这样，朝令夕改。”然后他拿起电话，假装给“铁路局”回拨（实际上拨了一个空号），对着话筒说了几句“知道了，我们会调整接车安排”之类的话，演了一出戏。
他做这些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留意着办公室外的走廊。他看到赵秘书匆匆从门口走过，似乎往高桥办公室的方向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周瑾瑜按兵不动。他正常处理工作，直到下班。
晚上，顾婉茹提前做好了监听准备。周瑾瑜则借口有一份紧急文件需要处理，留在办公室加班（这在防疫总部偶尔发生，并不异常）。他需要观察赵秘书下班后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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