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年深吸一口气，起身行礼，不卑不亢地回应：“老大人明鉴。算学，乃格物之基础，计数之根本。市舶关税，关系国家岁入，亦关乎贸易公平。若计数不清，标准不一，则奸商得以舞弊，国库因而流失，此非‘义’之所在。学生以为，明晰法度，精准计税，使该纳者不能少一分，不该纳者不必多一文，正是为了维护朝廷法度之‘大义’。”
他顿了顿，继续道：“且《大学》有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学生所学之新学，改良织机可使‘生之者众’，精算统筹可使‘为之者疾’，开源节流可使‘财恒足’，此岂非正合圣贤治国之道？”
“巧言令色！”另一位保守官员斥道，“尔等只知器物之利，可曾读过史书？可知历代兴衰，根本在于人心向背，在于君王德政？若人人逐利，道德沦丧，纵有金山银山，国亦将亡！”
另一位来自讲武堂的年轻军官忍不住插话：“大人！若无精良火器，无坚船利炮，无通晓地理、天文的参谋，如何抵御外侮，保境安民？难道要靠空谈仁义道德，去让荷兰人的战舰退出南洋，让北方的罗刹人停止东侵吗？学生以为，能战方能言和，国强方能德彰！”
“你……武夫之见！”
“腐儒之论！”
争论迅速升级，从具体的政策得失，上升到“道”与“器”、“义”与“利”、“本”与“末”的哲学层面。新学学子引经据典，并结合现实案例，力图证明新学并非无根之木，而是经世致用的必然要求；而保守派则坚守道德心性的核心地位，斥责新学是败坏人心、动摇国本的“末技”。
双方引经据典，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在这场激烈的交锋中，新思想的影响力，却藉此机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内心。一些原本持中立态度的官员，开始认真思考新学的价值；而一些年轻监生，眼中则闪烁起好奇与向往的光芒。
王启年走出园林时，天色已晚。他回头望了望那依旧灯火通明、争论声隐约可闻的所在，心中并无多少胜利的喜悦，反而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知道，今日之辩，只是开始。要让新学真正被接纳，他们这些先行者，需要用实绩来证明自己，证明这条道路，同样能通向富国强兵的彼岸。
这场发生在留都南京的激烈争论，通过士林的口耳相传和民间小报的渲染，迅速扩散开来。“新学”与“旧儒”的碰撞，第一次如此公开、如此激烈地呈现在整个帝国面前。
消息传回北京，朱由检在乾清宫细细阅读着皇城司关于此次辩论的详细记录。他的脸上，看不出喜怒。
“传旨，”他放下记录，对侍立的内阁辅臣淡淡道，“科举取士，乃抡才大典，不可轻废。然，国家需才甚亟，不可拘于一格。着礼部、吏部会同格物院、松江大学堂、讲武堂，议一议，于科举之外，可否增设‘实学’特科，专考算学、格物、地理、律法等实务之才，量才录用。”
他没有强行压制争论，而是用一道看似折中、实则蕴含着巨大变革潜力的旨意，为这场思想交锋添上了一把火，也为帝国未来的人才选拔，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新旧思想的激荡，已然不可避免。帝国的肌体，正在这激烈的碰撞与融合中，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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