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子湖畔，一场蒙蒙细雨为这片山水增添了几分诗意与朦胧。然而，在湖畔一座名为“求是书院”的僻静院落内，气氛却与窗外的宁静截然相反，充满了思想交锋的灼热与激烈。
这所书院并非官方设立，而是一位致仕返乡、思想开明的老侍郎所资助，旨在提供一个不受传统学究束缚，可以自由探讨学问的场所。此刻，书院最大的讲堂内，济济一堂。坐在前面的，除了书院的山长和几位宿儒，更有两位年纪虽轻，却已崭露头角、名动东南的士子——黄宗羲与顾炎武。
他们二人，皆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本该是科举正途的佼佼者。然而，近年来帝国的剧烈变化——从京津地区轰鸣的工厂到海上扬威的铁甲舰，从松江大学堂传授的格物之学到朝堂上关于“新学”与“旧儒”的激烈争论，都深深触动了他们敏锐的神经。他们不再满足于埋首故纸堆，做着“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章，而是开始将目光投向鲜活而复杂的现实世界。
今日的讲会，主题赫然是“格物致知之本义与新解”。这无疑是对程朱理学核心概念的公开探讨与挑战。
黄宗羲率先发言，他面容清癯，目光锐利，声音清越：“朱子云：‘格物者，穷至事物之理。’此理，究竟是何物？若仅是读书穷经，格草木器用，何以解释今日世界之剧变？何以解释那蒸汽之力可推动巨舰，那格物之学可算出星辰轨迹？”
他顿了顿，环视在场或惊愕、或沉思、或不满的面孔，继续道：“学生以为，‘格物’之‘物’，不应仅限于经书典籍、心性涵养，更应包括这世间一切客观存在之事物，乃至国家制度、民生利病！‘致知’，亦非仅是体悟内心之‘天理’，更应是探究客观世界之规律，获取经世致用之真知！昔日孔子删述六经，亦重‘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岂非亦是格物？”
这番话，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儒立刻拍案而起，脸色涨红：“荒谬！黄太冲（黄宗羲字），你此言大谬！朱子之‘理’，乃是宇宙万物之本源，是至高无上之道德律令！格物是为了明心见性，是为了体认天理，岂能与那些工匠技艺、奇巧之物混为一谈？此乃本末倒置，必将引导世人舍本逐末，沉溺于物欲，败坏人心！”
顾炎武见状，沉稳起身。他气质更为刚毅，声音洪亮：“老先生息怒。宗羲兄所言，并非否定心性修养之重要。然，《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一以贯之之序。若格物不明，致知不真，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非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目光炯炯，转向众人：“今日之大明，非昔日之大明。北有罗刹窥伺，南有西夷争锋，海疆万里，利益交织。若我辈士子，仍只知空谈‘心性’，不究‘实事’，不明世界之大势，不习强国之实学，如何辅佐陛下，应对此千年未有之变局？学生近日读史，常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责，非仅是道德之责，更是能力之责，是明晓事理、能办实事之责！”
“好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座中一位年轻士子忍不住击节赞叹，引来不少附和之声。
但反对者亦毫不退让。争论迅速从“格物致知”的本义，扩展到更根本的“君权”、“民本”与“法治”等敏感领域。
有保守士子引经据典，强调“君为臣纲”，君权神授，不可置疑。
黄宗羲却大胆提出：“学生近日反思历代治乱，窃以为，君主治国，非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其设立君位，乃为天下人兴利除害也。若为君者不以天下万民为念，反以为‘此我产业之花息也’，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则天下之大害，唯君而已！”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这番言论几乎直接挑战了绝对的君权神授观念，将君主置于“天下公器”的位置上进行考量，其大胆程度，远超一般的离经叛道。
顾炎武则从另一角度阐述：“法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今日朝廷推行新法，如《海商法》、《专利法》，便是试图以明确之律条，规范新兴之事务，此乃‘法治’之雏形。若能上下皆守法，则权责明晰，奸佞难生，此方为长治久安之基。若法为君主一人之私器，朝令夕改，则国必乱。”
激烈的辩论从午后持续到黄昏，雨声淅沥，却丝毫未能浇灭讲堂内的思想火焰。双方引经据典，纵横捭阖，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虽然年轻，但其学识之渊博，思辨之犀利，对现实问题洞察之深刻，令许多持反对意见的宿儒也难以轻易驳倒。
这场发生在西湖畔的辩论，其影响远不止于这间讲堂。很快，辩论的核心内容，便被有心人整理成文，以《西湖问对录》为题，刊登在了新近在江南地区影响力日增的《海事商情》报副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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