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丰屯土豆玉米丰收的喜悦尚未散去，与之相邻的、另一处名为“安民坳”的新垦区，也迎来了不同于丰收、却同样充满希望的时刻。
这里曾是昌平州境内一片贫瘠的丘陵荒地，沟壑纵横，杂草丛生，除了些顽强的荆棘灌木，连像样的树木都少见。往年，这里几乎是无人问津的不毛之地。但如今，这片土地却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
一条新开挖的、笔直的主渠如同动脉，将远处河流的水引至坳内，又通过蛛网般的支渠、毛渠，滋润着刚刚被平整出来的大片田亩。田亩被划分得整整齐齐，阡陌分明，虽然土壤还带着生土的板结，但已然具备了耕作的基础。在田亩边缘地势较高处，一排排崭新的、泥土还未完全干透的土坯房整齐地排列着，屋顶铺着金黄的麦草，虽然简陋，却足以遮风避雨。每户房前还用篱笆圈出了一小块园圃。
这就是朱由检推行“以工代赈”和流民安置政策的直接成果。
去年秋冬，乃至今春，数以千计从陕西、河南等地逃荒而来的流民，被有组织地安置于此。他们不再是衣衫褴褛、眼神麻木地聚集在城门口乞讨，或成为地方官头疼不已的不稳定因素，而是以“工赈民”的身份，参与了安民坳的水利开挖、土地平整、道路铺设和房屋建造。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换取了果腹的粮食、微薄的工钱，更重要的是，换来了这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和家园。
今天，是安民坳首批安置流民正式“落户”，并领取第一批农具和种子的日子。
坳内那片作为打谷场和集会用的空地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男女老少，约莫三四百户，上千口人。他们大多面色依旧带着风霜的痕迹，身材瘦削，但眼神却不再是绝望和茫然，而是充满了期待、忐忑，以及一种重新扎根于土地的渴望。他们身上穿着虽然破旧但浆洗干净的衣裳，孩子们也被大人紧紧拉着，好奇地张望着。
空地前方，临时搭起了一个木台。台上站着昌平州知州、皇庄总管事，以及几名徐光启的门生——他们如今是“农政推广使”，负责指导新作物种植。台子一侧，堆放着如小山般的崭新农具：闪着青光的铁犁头、厚重的锄头、锋利的镰刀，还有几架结构轻便、效率更高的新式曲辕犁。另一侧，则是一筐筐经过精心挑选、已经开始萌芽的土豆种薯，以及一袋袋金灿灿的玉米种子。
皇庄总管事拿着一个名册，声音洪亮地念着名字：
“王栓柱家，丁口五，分上田十五亩，中田十亩，宅基一处，领曲辕犁一具，锄头两把，镰刀两把，土豆种薯一百五十斤，玉米种十斤！”
“李桂花家，丁口三，分中田十二亩，宅基一处，领锄头一把，镰刀一把，土豆种薯一百斤，玉米种六斤！”
……
每念到一个名字，就有一户流民家庭的代表，通常是户主，激动万分地走上前，在吏员的指引下，颤巍巍地在一式两份的“授田契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这薄薄的一张纸，代表着官方承认了他们对于这些土地和房屋的使用权，虽然还不是完全的土地所有权，但足以让他们视若珍宝。
然后，他们会在其他流民羡慕而祝福的目光中，走到台侧，庄重地接过那些沉甸甸的农具和种子。有人紧紧将铁犁抱在怀里，如同抱着失散多年的骨肉；有人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光滑的犁柄，眼中闪着泪光；更有老人接过那带着芽眼的土豆时，直接跪倒在地，朝着北京城的方向连连叩头，嘴里念叨着“皇恩浩荡”、“青天大老爷”。
一个名叫老张头的老人，带着儿子和儿媳，领到了属于他家的那份。他原本是陕北的农户，旱灾、蝗灾、兵灾接连不断，土地被兼并，不得已带着家人一路乞讨来到京畿。他本以为这辈子就会像无数先辈一样，饿死沟渠，或者成为哪次民变的炮灰。此刻，他抚摸着分到的土地那略带潮湿的泥土，又看看手中崭新的锄头和那饱满的玉米种子，浑浊的老泪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
“娃他娘，你看见没……咱们……咱们又有地了……是能长庄稼的好地啊！”他哽咽着对身旁同样抹着眼泪的老伴说，“朝廷……陛下……没忘了咱们这些苦哈哈啊！”
他的儿子，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则更关注那些新式农具和种子，他拉着一位农政推广使，急切地询问：“大人，这曲辕犁……真的比直辕的省力？这土豆，真像传言说的，一亩能收上千斤？”
那位年轻的推广使耐心地解释道：“老哥放心，这曲辕犁转弯灵活，深耕省力，是徐阁老亲自改进的。这土豆，产量确实惊人，但种植也需讲究方法，何时下种，如何堆土，怎样防病，稍后我们会在屯里开设讲习，逐条教给大家。还有这玉米，耐旱，不挑地，种在坡地上也能有好收成……”
听着推广使细致入微的讲解，看着周围同样领到农具种子、脸上洋溢着希望的邻居，一种久违的、属于农耕民族的安定感和对未来的憧憬，在这些流民心中深深扎下根来。破坏性的力量，正在被转化为建设的生产力。他们不再是漂泊无依的流民，而是大明王朝的编户齐民，是这片土地新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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