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瑞士苏黎世，班霍夫大街某私人会所
壁炉里的火焰舔舐着木柴，噼啪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橘红色的火光跳跃着，在厚重的橡木桌面上投下晃动的阴影，将周海生的侧脸映得忽明忽暗。
窗外，阿尔卑斯山的雪顶反射着冷冽的天光，像一把出鞘的冰刃，透过双层玻璃窗渗进丝丝寒意。周海生指尖的钢笔在纸上划过，沙沙声响与火焰的噼啪声交织，构成一种紧绷的静谧。
他对面坐着两位欧洲人——戈塔维根船厂的执行董事施密特，以及霍瓦兹船厂的销售总监雷诺。
“陈先生的意思很明确。”周海生的德语带着几分生硬，却字字掷地有声，“首期两艘，九万吨级油轮，1966年12月前交付。另外四艘，意向保留，最迟1965年6月前确认。”
施密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反射着壁炉的火光，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光：“周先生，九万吨级……这个吨位，在目前的苏伊士运河通行条件下，经济效益并非最优。我们更建议七万五千吨级，这是市场主流。”
“东兴航运有自己的航线规划。”周海生端起咖啡杯，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却没有喝，“我们看好澳洲-东亚的铁矿石贸易增长，也需要为未来可能的南美业务做准备。大船的单位运输成本优势，施密特先生应该比我清楚。”
雷诺接过话头，语气带着法国人特有的圆滑，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当然，大船有大船的好处。只是……这个吨位的订单，在欧洲船厂圈子里，会引起关注的。尤其买方来自香港。”
“所以需要保密。”周海生放下杯子，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轻响，目光扫过两人时，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合同通过BVI公司签署，付款分三期，首付百分之三十。船厂需要对买主信息严格保密，这是合作的前提。”
他顿了顿，翻开合同附件，手指用力点在其中一行：“另外，我们要求在标准不可抗力条款中，加入‘航道通行条件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这一项。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买方有权要求重新议定交船时间和部分商业条款。”
施密特和雷诺对视一眼，壁炉的火光在他们脸上明明灭灭。
这个条款太微妙了。航道条件变化——可以是政治动荡，可以是战争，甚至可以是……一次意外的堵塞。在航运合同里，这通常被视为商业风险，而非不可抗力。
“周先生，这个条款……”雷诺斟酌着措辞，指尖在桌下不自觉地收紧，“可能需要对‘重大不利变化’有更明确的定义。否则，未来容易产生争议。”
“定义可以模糊，但必须有。”周海生语气平静，却像结了冰的湖面，“东兴愿意为这个条款，在船价上做出适当让步。每艘船，我们可以多付百分之一点五。”
百分之一点五，六艘船就是近百万美元。
施密特的眼睛在灯光下亮了亮，和雷诺交换了一个眼神。最终，他点了点头：“我们可以接受，但条款表述需要律师进一步斟酌。”
“可以。”周海生合上文件夹，金属搭扣发出清脆的声响，“那么，合作愉快。”
握手。签字。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是命运齿轮转动的前奏。首笔定金将在三个工作日内，通过瑞士信贷银行的隐秘账户划出。
离开会所时，苏黎世的天空飘起了细雪。冰冷的雪花落在周海生的大衣上，瞬间融化成点点水渍。他坐进等候的黑色奔驰，长长舒了口气，温热的气息在车窗上凝成一层薄雾。
他拿出保密电话，拨通了那个只有几个人知道的号码。
“董事长，合同签了。两艘油轮，意向保留四艘。条款按您的要求加了，船价上浮百分之一点五。”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传来陈东平静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很好。欧洲那边，有没有什么风声？”
“有。”周海生压低声音，目光警惕地扫过车窗外，“施密特暗示，最近几个月，有好几拨人在打听远东的船东动态。其中有一家日本商社，问得很细。”
陈东在电话那头轻笑了一声，笑声里带着几分冷意：“三井的动作倒快。没关系，让他们打听。船厂那边，打点好了吗？”
“打点好了。施密特和雷诺的个人账户，各存了五万瑞士法郎。他们保证，对外只说是一家百慕大基金的投资，不提东兴。”
“嗯。”陈东顿了顿，“你那边抓紧办完，早点回来。李叔那边，人找得不太顺利。”
电话挂断。
周海生看着窗外飘飞的雪，雪花被路灯染成暖黄色，缓缓坠落。他忽然想起陈东站在世界海图前，手指按在苏伊士运河上的样子——那道纤细的线，在灯光下泛着冷光，真的会断吗？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陈东押上去的，是东兴大半的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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