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麦克劳德还搞起了舆论战。《南华早报》登了篇没署名的文章，说“东兴卖药的钱不够，收购的钱可能是借的高利息贷款”；还有几家英资券商说“牛奶公司的地皮想改用途，至少要等五年，短期内赚不了钱”。
麦克劳德当然不想让东兴顺利收购，所以故意放了些坏消息出去：一会儿说“东兴没钱，收购的钱是借的高利贷”，一会儿又说“牛奶公司的地皮想改用途要等五年，短期根本赚不到钱”——他就是想搅乱市场，让大家觉得东兴不靠谱、牛奶公司股份要贬值，这样东兴就难收购了，这是他给陈东设的坎儿。
可他没算到小股东的心思——这些小股东手里的股份不多，本来就怕担风险。一听到“地皮赚不了快钱”“东兴可能没钱”的传言，第一反应不是帮牛奶公司扛着，而是慌了：“万一股份真的跌了，我不就亏了？”
其中有两个手里各握1%股份的股东，越想越怕，干脆直接找到陈伯谦（陈东的人），急着说：“我们不管以后了，就想把股份按当初买的原价卖给你们！哪怕不赚钱，也别让我们亏本金啊！”
他们俩其实是被谣言吓慌了，想赶紧“保本跑路”，却没料到——他们这急着卖股份的行为，反倒让陈东这边更容易拿到股份了。这不是麦克劳德故意帮陈东，而是小股东的恐慌打乱了他的计划，属于“想给对手加难度，结果不小心帮了对手”的意外情况。
消息传到东兴实业，李静宜拿着协议副本，手指都发凉：“董事长，120万港元啊！够咱们东兴医疗公司一个多月的纯利润了！太古签了三年不能变的协议，现在股东又信了地皮不好改的说法，咱们之前说的话，没人信了。”
陈东站在窗边，看着刚停的雨，接过协议，看到“120万港元违约金”那行字，反而笑了：“麦克劳德以为120万能绑住太古？他忘了，商人都想赚更多的钱。”
“伯谦，你现在做三件事。”陈东转过身，眼神亮得像刀：“第一，让财务把咱们的现金流报表和两千万港元的存款证明准备好，明天登在《香江报》头版，让所有人知道咱们不缺钱；第二，你亲自去见太古的董事，带两个方案：要么，咱们替牛奶公司付120万违约金，太古跟咱们合作，以后牛奶公司盖房子，太古负责运营，能分40%的利润，比现在做货运赚两倍的钱；要么，太古继续跟麦克劳德合作，咱们就推动牛奶公司卖些不重要的地皮，到时候太古的货运订单会少30%，让他们自己算哪个划算；第三，把港府公开的《香港城市发展规划草案》复印给小股东，里面写了薄扶林是‘可能发展商业的地方’，再附上咱们做的报告，告诉他们：地皮改用途不用等五年，按规划看，七成概率两年内就能成；就算批不下来，咱们也能把牧场改成放货的仓库，租金比现在养牛赚30%，保证股东不亏钱。”
陈伯谦的动作比想的还快。
第二天一早，《香江报》头版就登了东兴的现金流报表和存款证明，所有人都知道东兴不缺钱；同时，太古的董事看到“分40%地产利润”的方案，当场就说“要紧急开会讨论”——能赚两倍的钱，就算赔120万违约金，长远看也划算。
更重要的是，小股东看到港府的规划草案和报告，都放了心——港府的文件靠谱，“七成概率”“有备用方案”比打包票更让人信。之前想退股的两个小股东，当天就找陈伯谦，说“愿意支持东兴进董事会”。
几天后，陈东和陈伯谦去牛奶公司总部开会。会议室里的气氛僵得能拧出水，麦克劳德坐在主位上，脸青得吓人——他刚收到太古的通知，说“要重新想想跟牛奶公司的合作划不划算”；而几个老股东手里都拿着规划草案，看他的眼神已经不一样了。
“麦克劳德先生，”陈东开门见山，语气平静却有劲儿，“太古的回复你应该收到了。120万违约金我们愿意出，但不是替牛奶公司出，是替太古出——前提是太古跟咱们合作，一起把牛奶公司做得更值钱。”
麦克劳德猛地抬头，苏格兰口音里全是火：“你这是挖别人的帮手！不讲规矩！”
“规矩得建立在让股东赚钱的基础上，不是守着老路子等死。”陈东让陈伯谦铺开规划图，指着上面的红点。
“你看，薄扶林的地皮现在是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值50港元，要是改成商业用地，能值250港元，翻五倍；铜锣湾的仓库旁边要修地铁，改成住宅用地，每平方英尺能值300港元。”
“咱们不是不做牛奶了，是用盖房子赚的钱升级牛奶业务——从澳洲买好的挤奶设备，在元朗建新牧场，让牛奶产量涨50%，还能给老员工涨10%的工资，这对所有人都好。”
他又对着老股东说：“各位先生，你们现在卖股份，能换两套公寓；等两年地皮升值，有七成概率能换五套；就算批不下来，仓库改成放货的地方，租金也能让分红比现在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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