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广场走回租住的公寓，那晚的风似乎还带着地下商场的嘈杂气息和女孩最后那句邀请的余温。陈武桢关上门，将自己扔进那张略显破旧的沙发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刚结束一场耗神费力的谈判。
关于那个瘦弱的收银员女孩，他的思绪只停留了很短暂的一瞬。结论是清晰且不容更改的：不合适。无论是直观的职业、学历、体态，还是潜意识里那些关于“贵贱”、“福相”的隐秘衡量，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他甚至没有太多纠结或惋惜的情绪，就像随手翻过一页无关紧要的广告传单，内容扫过一眼，便弃之脑后。
以至于，过了两三天，当他想跟母亲随口提一句这次相亲的结果时，竟愕然发现，自己怎么也想不起那个女孩的名字了。只记得姓什么，或许是王，或许是李，名字好像有个“娟”字或“静”字，但完全不确定。这种彻底的遗忘，让他自己都感到一丝轻微的诧异，随即是一种近乎冷酷的释然。看，他对自己说，果然不是对的人，连记忆都拒绝为她留下空间。那道来自柳晴雯的、遥远而强烈的光，似乎轻易就吞噬了这点现实里微弱的人间烟火。
然而，生活并未给他太多沉溺于怀旧或内省的时间。仿佛是他购房合同上那个鲜红的指印，触发了某个隐秘的开关，新一轮的、更为密集的相亲介绍，以一种他未曾预料到的频率，悄然拉开了序幕。
自从正式成为“房奴”的消息在有限的亲戚和父母的老朋友圈子里传开后，陈武桢明显感觉到，自己在介绍人眼中的“价值”似乎提升了。以前介绍人开口，总带着几分“试试看”、“差不多就行”的将就意味，语气里多少有些为他前途担忧的怜悯。而现在，电话那头的语气热络了许多，甚至带着几分“好事成双”的笃定。
“小桢啊，房子定了，这大事就成了一半！这回给你介绍个条件好的，姑娘在事业单位，稳定！”这是远房表姨的声音。
“武桢，我同事有个侄女，也是大学生，人家听说你在齐阳买了房，觉得你这人踏实、有规划，想认识一下。”这是父亲老战友的来电。
甚至连之前觉得他高攀不起的某些介绍人，也重新抛来了橄榄枝。
陈武桢起初有些茫然，继而是一种深切的疲惫。他仿佛成了一件刚刚贴上了“有产”标签的商品，被重新摆上了货架，迎接着新一轮、或许标准更为严格的审视。他意识到，这套尚未交付、甚至还未开始还贷的房子，已经提前改变了他的社会属性，为他套上了一个新的、无形的身份——一个“有房待婚”的男性。
这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甚至有一丝被物化的屈辱。但很快，这种情绪就被一种更深沉的无奈所取代。他理解，这就是规则，是通行于婚恋市场最直白、最有效的“硬通货”。他既然选择了踏上这条路，就无法回避随之而来的一切。
于是，他像处理一项项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任务一样，将这些相亲安排进他本就忙碌的日程里。见面，聊天，交换基本信息，然后在内心里迅速做出判断。过程越来越程式化，心情也越来越麻木。他发现自己很难再对某个具体的相亲对象产生真正的好奇或心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的、近乎本能的评估：工作单位、家庭背景、性格是否温顺、对未来生活的设想是否契合……
在这种走马灯似的相亲中，柳晴雯的影子，反而像被反复冲刷的礁石，轮廓愈发清晰和坚硬。每一次失望的、乏味的相亲过后，那个穿着校服、在信纸上与他畅谈未来的少女形象，就更加圣洁一分。她成了他对抗现实平庸的精神图腾，一个完美到不容亵渎的幻梦。
他甚至开始下意识地将每一个相亲对象与柳晴雯进行对比，结果自然是索然无味。现实的女孩们，或精明，或朴实，或活泼，或文静，但都缺少了柳晴雯身上那种（或许只存在于他记忆滤镜中的）灵性与光晕。
这种对比，加剧了他对现实相亲的抵触，也加深了他对年底那场可能的同学聚会的期待。那个由他暗自策划的、企图用一首老歌来叩响十年光阴之门的“仪式”，成了他黯淡的相亲生涯中，唯一真正闪着光的希望。
他依然会去见面，出于礼貌，也出于一种“万一呢”的微弱侥幸。但每一次，他都更像是完成一个社会规定的程序，内心却更加紧闭。他知道，真正的战场，不在这一个个咖啡厅或公园长椅，而在那个尚未到来的、飘散着青春怀旧金曲的KTV包厢里。他所有的耐心和勇气，都在为那一刻积蓄。而眼下这一切，不过是通往那个终点之前，一段不得不跋涉的、索然无味的旅程。
新一轮的相亲，像一场场单调乏味的流程，在陈武桢的生活中机械地上演。他坐在不同的咖啡馆里，面对着不同的面孔，嘴上说着礼貌而空洞的客套话，心思却早已飘向了遥远的过去，飘向了那个扎根在他心底十年的身影——柳晴雯。每一次相亲的失败（或者说，他内心主动的拒绝），都仿佛是为了印证柳晴雯的独一无二，都让他对年底同学聚会的那个“歌唱计划”增添一分孤注一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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