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登基承大统，初赖江陵治世功。
亲政曾有中兴志，晚岁深居万事空。
矿税殃民天下怨，党争祸国庙堂凶。
四十八年龙驭去，空留明史叹昏庸。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紫禁城的空气里还飘着初夏的燥热，可乾清宫内却一片死寂。刚满三十六岁的隆庆帝朱载坖，在龙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留下一个烂摊子：国库空虚，边防松弛，朝堂上大臣们还在为了权力吵得不可开交。
而继承这一切的，是个只有十岁的孩子——朱翊钧，也就是后来的万历帝。
当太监把朱翊钧抱上龙椅时，这孩子还没搞懂“皇帝”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爹没了，以后要天天坐在这个硬邦邦的椅子上，听一群老头说些听不懂的话。《明史·神宗本纪》里写他“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六年五月，即位，年十岁”，短短一句话，藏着一个孩子被迫长大的无奈。
十岁的皇帝，连奏折都读不顺，更别说处理朝政了。朝堂的权力，自然而然落到了两个人手里：一个是万历的生母李贵妃（后来的李太后），一个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还有个帮他们穿针引线的太监——冯宝。
李贵妃不是个普通的后宫妇人，她精明得很。知道儿子年纪小，必须找个靠谱的大臣帮忙，而张居正就是最好的人选。她对万历管得极严，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把万历叫起来，亲自监督他读书，要是万历背书出错，或者上课走神，轻则罚站，重则让张居正过来“训话”。有一次万历调皮，偷偷在宫里玩“打仗”的游戏，李贵妃直接把他关在小黑屋里，让他反省：“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期望你的？再这样下去，怎么当大明的皇帝？”
张居正更像是万历的“全职老师”兼“管家”。他给万历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读《论语》《孟子》，再练书法，下午还要听大臣讲朝政，晚上还得写“心得体会”。张居正讲课特别认真，遇到万历不懂的地方，会用讲故事的方式解释——比如讲“仁政”，就说“陛下要是减免赋税，老百姓能吃饱饭，就会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陛下”。可要是万历不用心，张居正也会翻脸：有次万历书法写得潦草，张居正直接把他的作业扔了，说“陛下的字，是要让天下人看的，怎么能这么敷衍？重新写，写不好不准吃饭”，好家伙，放到现在找个课外补习班百八十万都没人对您这么负责！
冯宝则是宫里的“润滑剂”。他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负责帮万历“批红”（在大臣的奏折上盖章），可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从不越权。李贵妃想了解朝堂动态，他就把大臣的奏折整理好，用通俗的话讲给李贵妃听；张居正想给万历提建议，又怕直接说惹万历不高兴，就通过冯宝转达。有次万历因为背书慢，被张居正训哭了，冯宝就偷偷给万历塞块糖，说“张先生是为了陛下好，陛下以后认真点，张先生就不会骂你了”。
这三个人，构成了万历初年的“权力铁三角”。李贵妃掌“家法”，张居正掌“朝政”，冯宝掌“内务”，把大明打理得井井有条。可对于十岁的万历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被安排的人生”——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按照别人的剧本走，哪怕他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委屈。
有一次，万历跟身边的小太监抱怨：“天天读书、听奏折，比在东宫的时候还累。”小太监劝他：“陛下再忍忍，等长大了就能自己做主了。”万历攥着小拳头说：“等我亲政了，一定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当时还不知道，“亲政”这两个字，要等上整整十年，而他渴望的“自由”，最终会把大明拖进深渊。
万历刚登基的时候，朝堂上并不太平。高拱，前任内阁首辅，特别不服张居正。高拱觉得自己资格老，本事大，不应该让张居正抢了“辅政大臣”的位置，经常在朝堂上跟张居正对着干。
高拱这个人，脾气火爆，说话还不留情面。有次朝堂议事，张居正提议“整顿吏治”，高拱当场就反驳：“你才当几天首辅？就敢随便改祖宗的规矩？要是出了乱子，你担得起责任吗？”还有一次，高拱在背后跟人说：“一个十岁的孩子，懂什么朝政？还不是靠李贵妃和张居正摆弄？”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李贵妃耳朵里。
李贵妃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她知道，高拱这是在质疑万历的皇位合法性，要是不收拾他，以后肯定会有更多人效仿，万历的江山就不稳了。可高拱是老臣，手里还有不少支持者，不能硬来。李贵妃就找张居正和冯宝商量，想了个“借刀杀人”的办法。
冯宝先出手了。他知道高拱在宫里安插了不少眼线，就故意放出风声，说“高拱想废掉万历，立其他宗室子弟当皇帝”。这话一传开，宫里的太监、宫女都慌了，纷纷跑到李贵妃面前告状。李贵妃趁机把万历抱在怀里，在朝堂上哭着说：“先帝刚走，高拱就想害我们母子，这是要逼死我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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