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外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1955 年 5 月，美英等 17 国在巴黎成立 “统筹委员会”（COCOM），将密码设备、加密算法、相关电子元器件全部列入 “禁运清单” 第一类；1956 年苏联调整对华科技援助政策，明确表示 “密码、核技术等敏感领域不列入合作范围”。双重封锁下，中国若不能自主突破密码技术，国防与外交通信将完全暴露于外部监控之下。
（二）科技规划中的密码学定位与论证
1956 年 4 月，十二年科技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成立了以聂荣臻为组长的规划领导小组，下设 12 个专业小组，“电子学与自动化” 小组由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共同主持。在初期论证阶段，密码学是否纳入规划曾引发争议：部分专家认为 “中国当前科技基础薄弱，应优先发展工业急需技术，密码学可暂缓”；而军事科技专家则强调 “密码安全是国防的前提，没有加密技术，再先进的武器也无法发挥作用”。
最终，在华罗庚的协调下，密码学以 “保密通信” 名义被纳入 “电子学与自动化” 领域的第 4 个子课题，与 “雷达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 并列为四大重点方向。这一布局基于三点考量：技术关联性—— 密码加密与解密需依托电子电路与数学算法，与计算机、半导体技术可协同发展；资源集约性—— 共享电子学领域的科研设备与人才，避免重复投入；保密必要性—— 以 “子课题” 形式隐藏战略意图，降低外部关注。
1956 年 8 月，“电子学与自动化” 小组提交的《保密通信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明确了十二年密码学发展的 “三阶段目标”：
理论筑基期（1956-1959 年）：重点开展有限域、线性代数、数论等密码基础理论研究，培养专业人才，建立 2-3 个研究基地；
技术攻坚期（1960-1963 年）：突破序列密码、分组密码核心算法，研制原型加密设备，实现军用有线通信的加密覆盖；
应用推广期（1964-1967 年）：完成加密设备的小型化与国产化，建立民用通信加密标准，形成 “理论 - 技术 - 应用” 的完整体系。
纲要》特别强调 “以数学为基础” 的发展路径，指出 “现代密码学本质上是数学的应用科学，没有扎实的代数与数论基础，不可能设计出安全可靠的加密算法”。这一认识避免了当时部分领域存在的 “重设备、轻理论” 倾向，为后续拓荒奠定了科学方向。
（三）苏援局限与自主发展的决心确立
“一五” 时期（1953-1957 年）的工业建设高度依赖苏联援助，但在密码等敏感领域，苏联始终保持警惕。1956 年中苏签订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涉及电子学的 28 个合作项目均为普通通信、民用电子设备，未包含任何密码相关技术。1957 年，中国派出以张劲夫为团长的科技代表团赴苏谈判，明确提出 “希望苏联提供密码算法设计与加密设备研制技术”，但苏方以 “涉及国家安全” 为由拒绝，仅同意提供 1940 年代过时的商用密码机（如 M-125 型电报加密机），且不包含核心设计图纸。
苏联的保留态度促使中国加速转向自主发展。1958 年 2 月，聂荣臻在国防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密码、核反应等核心技术，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别人不会给，只能靠自己钻研。” 随后，规划领导小组对《纲要》进行修订，将 “学习苏联经验” 改为 “自主创新为主、有限借鉴为辅”，并调整了资源配置：从电子学领域总经费中划拨 8%-10% 专项用于密码研究，优先保障数学研究所、总参三部某研究所的设备需求。
1958 年 6 月，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成立 “代数与数论研究组”（对外称 “数学理论组”），由万哲先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戴宗铎、刘木兰等 8 名青年学者 ——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密码理论研究团队。成立初期，团队以 “有限域上的典型群” 为研究主题，既符合纯粹数学的学术规范，又能直接服务于序列密码设计，这种 “明暗结合” 的研究模式，成为规划期密码学发展的典型特征。
二、拓荒实践：理论、人才与技术的协同推进
（一）理论筑基：数学研究所的密码理论探索
密码学的核心是 “用数学方法构建安全的通信规则”，而序列密码作为当时最适合军用通信的加密方式，其安全性依赖于伪随机序列的构造 —— 这正是有限域与线性代数的核心应用领域。十二年规划期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 “伪随机序列的设计与分析” 展开，形成了 “基础研究 - 应用转化” 的隐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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