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规划?密码拓荒：1956-1967 年中国密码学的奠基之路
摘要
1956 年启动的《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 “十二年科技规划”），标志着新中国科技发展从 “被动引进” 转向 “主动布局” 的战略转型。其中，密码学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在 “三无” 困境（无学科基础、无研究队伍、无技术积累）下被纳入 “电子学与自动化” 重点领域，开启了系统性拓荒。本文基于中国科学院藏《十二年科技规划电子学领域专题档案》、军事科学院《国防保密通信规划史料（1956-1967）》及万哲先、戴宗铎等科学家的口述实录，结合密码学与科技政策史交叉视角，还原十二年规划中密码学 “理论筑基 - 人才培育 - 技术攻坚” 的三维实践。研究表明：这一时期通过 “明暗结合” 的学科建设模式、“数学 - 电子 - 军事” 的跨域协作机制，突破了序列密码设计、汉字加密算法等关键技术，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密码学人才，构建了军民融合的早期发展范式。尽管受技术封锁与资源约束影响，部分目标未能完全达成，但此次拓荒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密码学的学科空白，更确立了 “自主可控” 的发展原则，为后续 “两弹一星” 保密通信、商用密码体系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
关键词：十二年科技规划；密码学；序列密码；科技拓荒；国家安全
引言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动，中国面临的技术封锁与安全压力骤然加剧。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国务院随即启动十二年科技规划编制工作。此次规划涵盖 57 项重大科技任务，涉及农业、工业、国防等 13 个领域，而密码学作为 “隐蔽战线” 的核心技术，被悄然纳入第 34 项 “电子学与自动化” 任务中的 “保密通信” 子课题 —— 这种 “嵌入式” 布局，既体现了其战略敏感性，也反映了当时科技资源集中突破的现实考量。
长期以来，学界对十二年科技规划的研究多聚焦于 “两弹一星”、计算机、半导体等显性重大项目（如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王扬宗《中国科学院早期的学术领导与科学规划》），对密码学这类 “涉密程度高、公开资料少” 的领域关注有限。现有相关研究或侧重改革开放后的密码学发展（如《中国密码学发展报告》），或聚焦个别科学家的学术贡献（如万哲先的有限域理论研究），缺乏对规划期密码学发展 “政策 - 学术 - 应用” 全链条的系统性考察。事实上，十二年规划中的密码拓荒，是新中国首次在敏感技术领域尝试 “自主规划、协同攻关” 的实践，其经验与教训对当代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仍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的核心史料包括三类：一是官方档案，如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1956-1962 年电子学领域规划执行情况报告》（档案编号：K-1-34-08）、军事科学院藏《总参三部十二年科技规划专题会议纪要》（1957 年第 12 期）；二是学术文献，包括规划期发表的《有限域上的线性递归序列》（《数学学报》1959 年第 3 期）等伪装性学术论文，以及 1980 年代解密的《十二年规划密码学研究总结报告》；三是口述史料，主要来自 2005-2010 年中国科学院 “院士口述史” 项目中万哲先、戴宗铎、刘木兰等亲历者的访谈记录。通过对这些史料的交叉印证，本文试图还原十二年规划中密码学拓荒的具体历程，探讨后发国家在技术封锁下如何实现敏感领域的从无到有。
一、规划缘起：国家安全危机与科技布局的战略抉择
（一）冷战格局下的信息安全压力
1950 年代中期，密码技术已成为大国博弈的 “隐形武器”。美国在 1949 年成立国家安全局（NSA），雇员规模达 1.8 万人，构建了覆盖全球的电子监听网络 “梯队系统”；苏联于 1951 年将密码工作纳入克格勃第五局，实现了密码研究与情报工作的一体化。而中国的密码工作仍停留在 “人工破译 + 机械编码” 的传统阶段 ——1954 年全国专职密码人员不足 20 人，且多集中于军事谍报领域，现代通信加密技术基本空白。
1955 年 4 月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 事件，成为推动密码学纳入国家规划的直接导火索。根据中国外交部档案《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技术调查报告》（档案编号：102-00195-01），此次事件中，国民党特务通过破解中方保密通信密码，获取了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的行程信息，导致飞机被炸毁。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国务院紧急会议上强调：“保密通信不是小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关系到外交战略的大事，必须从科技上彻底解决。” 随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强保密通信工作的请示》，明确要求 “将密码技术研究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尽快实现通信加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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