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王安石的请辞风波总算是到此结束，王韶的开边行动也因此而得以顺利地施行。当然，王安石的请辞是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王韶开边受阻只是导致这一事件的导火索，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是以相位相搏才换来了神宗皇帝对熙河开边的全力支持。如若不然，保守派的各种阴招和暗箭都极有可能导致熙河开边半道中辍。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熙河开边的成功当记王安石首功，虽然他没有一枪一箭之功，但没有他也就不可能有熙河开边的顺利展开以及最后的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将赵顼和王安石之间的对话逐一罗列出来呢？因为在这些对话里给我们透露出了至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其一，神宗皇帝亲口证实自己之所以在少年时期就立志要做一位成大事立大业的君王正是因为他受了王安石“荆公新学”的影响，因而赵顼可以说是自少时起就视王安石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加导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作为基础，王安石才会在赵顼登基之后被迅速委以重任。放眼古今的任何一次具有影响力的变法运动，在位的君王和主导变法的臣子之间都莫不具备深厚的私人感情，这种感情甚至是在那位君王尚未登基之时就已经产生，王安石和赵顼之间也不例外。
照此说来，赵顼应该对王安石完全信任，王安石的变法之路也应该是如顺水行舟一般无所阻挡，可为什么他这条路却走得如此艰难呢？甚至是被逼得无数次地请求罢官外放呢？答案就在于赵顼虽然对王安石本人绝对的信任，可他对王安石手下的人却未必如此，对于新法各项法令也同样严重信心不足，而且王安石作为宋朝此时的首席执行官并没有掌握绝对的权力，赵顼这个董事长经常会出面对很多的事情横加干预。试问，身边有这样的一个董事长存在，哪个总裁或总经理会干得称心如意？
我们这里还是拿秦孝公和商鞅这对君臣做对比。
商鞅变法也得罪了无数权贵，也把既得利益集团给整得怨声载道，可秦孝公却一直坚定地站在商鞅背后，甚至于他把施政和刑罚的权力都全部下放给了商鞅，以至于秦国人在变法的中后期只知“国有商君而不知有秦王”，而且孝公对反对势力的诉求也近乎于完全漠视，他在变法期间就是一个彻底的甩手掌柜。反观赵顼，他此时的角色既是董事长又是实际上的总裁，而王安石其实只不过是他手下的第一常务副总裁而已。
更重要的是，相比秦孝公对反对派的冷漠和“绝情”，赵顼对反对派的诉求却是有求必应，这也就导致王安石不得不经常性地与反对派进行公开廷辩。等到王安石费尽心力和口舌将对手都逐个摆平之后，他才能去做他想做的事，而且他想做每一件事都得如此运动一番，如此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做个比喻，商鞅想摘桃子只需随手挥动竹竿，可王安石却得跟一帮人掐个你死我活之后才能爬到树上去摘，甚至于在他开始坐下来吃桃子的时候还会有人上来跟他抢。而赵顼呢？他只是坐在一旁静静看着，因为在他眼里无论是变法派还是反对派都是他的臣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想让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这不是他的权谋之术有多高，只是因为他那该死的完美主义，他想让宋朝以和平演变的形式完成蜕变——不要流血，不要冲突，只以最小的代价甚至是不付出任何的代价就能实现他的那一个富国强兵之梦。
对比商鞅在变法期间“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铁血手腕，王安石对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顽固势力根本就无可奈何。最简单的例子，商鞅敢下令将公开反对和抗拒新法的秦孝公之兄赢虔先后施以墨刑（黥面）和劓刑（割去鼻子），可王安石敢动韩琦、司马光或文彦博这等人一根毫毛吗？即使他敢，可他有这个权力吗？他不但没有这个权力，而且他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反对派大佬们在背地里乃至于在明面上公开对新法进行破坏和抵触。王安石能做的就是跑到赵顼面前去“说理”，然后就此在史书上留下一个骄横、目无纲纪且动辄以辞官要挟当今天子的恶名。
说这些不是想说王安石应该成为一个为达目的而血洗大宋官场的酷吏，只是想说明赵顼在政治斗争中的幼稚。面对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尖锐矛盾，他竟然幼稚地以为自己可以维系这二者之间的平衡，他以为可以通过温和的手段让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心甘情愿地交出长期占有的既得利益。
或许赵顼这样想也没错，眼前的事实不就是明证吗？尽管阻力重重，可新法不还是在全国全面铺开了吗？唯一的代价不过就是王安石多辛苦一点，多受点委屈，相比动不动就要拿几个反对派开刀，这样不流血就能达到目的难道不是更有利于宋朝的稳定吗？这样想来，赵顼还真的就没错，可这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赵顼能够长寿，而且你的继任者能够继续扛起你的变法大旗带领宋朝继续前进。遗憾的是，赵顼不但没能长寿，而且他的继任者还是一个不能理事的毛孩子。更遗憾的是，他的继任者长大成人后也没能长寿，甚至是比他还要命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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